朕�！欢抗呻牛挠谇漭�，即義均一體，宜協(xié)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各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薄肮鹊苷~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zhí)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貞觀政要·政體》)李世民在貞觀前期基本上能夠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導下，貞觀前期進諫和納諫蔚然成風。如魏征諫止封禪，張玄素諫止修洛陽宮，戴胄諫設義倉，李百藥等諫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納。在納賢和納諫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關系堪稱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議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召見魏征，責問他：“汝何為離間我兄弟？”魏征面無懼色，舉止自若，回答說：“先太子早從征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并未發(fā)怒治罪，卻“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資治通鑒》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評價魏征及他同魏征的關系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征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比缫淮挝赫鲗钍烂裾f：“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綴耳�！庇钟幸淮�，李世民“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征來，匿懷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資治通鑒》卷193，貞觀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時候，一次罷朝回宮，怒氣沖沖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要殺誰？李世民說，殺魏征！因為他“每廷辱我”。長孫皇后退回后宮，穿上禮服再來見李世民。他驚問其故，長孫皇后說：“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這一番恭維話，使李世民轉怒為喜。(《資治通鑒》卷194，貞觀六年三月)總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僅貞觀初年，魏征即諫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納。所以，李世民說：“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后，盡心于我，獻納忠儻，安國利人，成為今日之功業(yè)，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征而已�！碑斘赫魉篮�，李世民“親臨慟哭”，并對侍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貞觀政要·納賢》)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和實行。李世民從安人寧國的需要出發(fā)，在立法方面確定了力求寬簡的原則。他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shù)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貞觀政要·赦令》)立法不僅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而輕，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貞觀政要·刑法》)他特別強調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穩(wěn)定，不可“數(shù)變”，“不可輕出詔令”�！霸t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對待立法或修改法律，應持慎重態(tài)度，不能朝令夕改，輕易變更法度。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重新修訂了《武德律》，并于貞觀十一年頒布了《貞觀律》，同時還編制和刪定大量令、格、式作為律的補充。共“立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資治通鑒·唐紀十》)尤其對死刑一再從輕。開初曾“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后來又把斷趾法改為流刑，并刪去“兄弟連坐懼死”之法。這樣一來，比以前的死刑規(guī)定，幾乎減少一半�？傊�，從立法的基本傾向看，是務求寬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過于苛刻的弊病，這對于減輕勞動人民遭受司法鎮(zhèn)壓的痛苦，畢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對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響。“貞觀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較好貫徹執(zhí)行的時代。這個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殺”的法制思想分不開。他說：“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貞觀政要·仁義》)單靠嚴刑峻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興仁義之政，力求恤刑慎殺，才能使老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漸減少。對于執(zhí)法官吏來說，重要的問題在于嚴格依法辦事。能否依照律令斷案，決不是件小事，它關系到國家存亡的問題。李世民對侍臣們說：“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小事，不復執(zhí)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資治通鑒·唐紀十》)他鼓勵臣下對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諫，不應等閑視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據(jù)律斷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濫”。所以，李世民比較能夠尊重法律的嚴肅性和相對獨立性，即使有損于自己的權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開選舉”，他下令“詐偽階資”者自首，否則處死。后查出詐偽者，大理少卿戴胄“據(jù)法斷流”。李世民認為，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說：“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fā)耳。陛下發(fā)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聽后收回成命，并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有何憂也？”(《貞觀政要·公平》)
第五、恢復和發(fā)展經濟。李世民認識到，“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薄皣悦駷楸荆艘允碁槊�，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貞觀政要·務農》)所以，他從“國以民為本”的思想出發(fā)，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時，采取了“以農為本”、“不奪農時”、“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李世民為了“不奪農時”，在賦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調制，盡量減少徭役的征發(fā)；為了鼓勵墾荒，規(guī)定歸來的流亡農民可以減免賦役，設置義倉，對有困難的給予一定的糧食救濟；為了促進人口的增殖和勞動力的增加，規(guī)定青年男女需適時婚配，鼓勵寡婦再嫁，釋放宮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寶”贖回農民因災荒賣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奪去的人口；為了發(fā)展生產，修復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這些，都對當時社會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此外，在軍事、外交、民族關系，特別是文化建設方面都有很多建樹，唐朝為當時世界上眾目所矚、人心所向的強大帝國。當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評價李世民，只是記述“貞觀之治”可資后世借鑒者。
締造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是唐朝第二個皇帝，唐高祖李淵次子。隋大業(yè)十三年(617年)，李世民隨父于太原起兵反隋，進入關中。唐朝建立后，封為秦王，任尚書令。他統(tǒng)兵南征北戰(zhàn)，先后消滅了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等割據(jù)勢力，鎮(zhèn)壓了竇建德、劉黑闥等農民起義軍，逐步統(tǒng)一了中國。輝煌的唐王朝雖然由李淵建立，實際開創(chuàng)者卻是李世民。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李世民表現(xiàn)出了杰出的政治膽略和卓越的軍事才能。
李世民有著顯益的戰(zhàn)功，威望日益上升。他的身邊又聚集著一大批人才，武有尉遲敬德、秦叔寶等名將，文有房玄齡、社如晦等謀士。這使他與太子李建成的矛盾不斷加深。太子想除掉李世民，以便順利繼承帝位。李世民面臨危難，先發(fā)制人，于武德九年(626年)發(fā)動玄武門兵變，殺死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退迫父親讓位，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史稱唐太宗。第二年改年號為貞觀。
李世民是我國古代員杰出的帝王之一．被后來封建統(tǒng)治者李為有道明君的典范。他即位后，對太子的僚屑采取了寬大的政策．一些重要謀臣如魏征、王硅等還得到了重用，這樣就緩和了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為他下一步政策的實施創(chuàng)造了一個安定團結的環(h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