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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傳奇身世:自幼失雙親 凄孤中度童年

棠坡故居

出湖南省城長沙，沿107國道東行32公里，就到了長沙縣安沙鎮(zhèn)和平村——朱镕基總理故鄉(xiāng)。

轉上一條水泥小路，蜿蜒入山，兩旁時見青竹婀娜、雜花間樹，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園”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會的小宋說。

“朱镕基在這里出生，并度過了童年時光�！焙推酱宕逯�書黃自力告訴記者，“他大概到9歲多才離開棠坡。”朱氏祖屋所在處，現(xiàn)在是一個苗圃，遍栽紫色的紅槭木，開闊的地勢，猶可想見當年的規(guī)模。在朱氏族譜的記載中，清末文豪吳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揮毫贊嘆恬園之美：

“恬園，長沙朱氏之山莊也，地名棠坡，去會城東北六十余里，古驛道旁，崗嶺回復，數(shù)轉乃入，至則柴關矮屋，甫見竹樹間游與乃佇，客驚而問，不意所稱恬園者之在此也。”苗圃右邊有一四角涼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記載，“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豐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濘坡祖屋進門丹墀中，有石砌圍檔，井水清涼甘甜”，這口井自開鑿之日起，清泉不絕，朱氏家人及族中所辦的學校，都以此為飲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質勘探隊還特意彩井水作了個鑒定，結果為“特優(yōu)質礦泉水”。

80多歲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時玩伴，她拄著一根棍子，顫巍巍地領著記者，“你看，那個平地上，我們小時候玩過跳繩的地方�！崩先诉�記得，“細時這個伢子很靈凡(注：長沙方言，聰明之意)，也很老實，別個打他，他就哭，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彼闫饋�，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幾十年前的事情都記不太清楚了�！辈贿^朱镕基并沒忘記這位童年的玩伴。

據老人的家屬介紹，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長沙時，還特意請人將老人接到長沙小住。

翻過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來的易翠蘭，對這個祠堂記憶猶新，她用樹枝在地上畫起來：“先是一個池塘，從一座小橋過去，接著是一個大操坪，迎面是個大照壁……”按照幾位村民的回憶，祠堂足有六七進，雕龍刻鳳，氣勢劇組宏。

這座祠堂給當年的孩子們帶來很多歡樂，但在1960年代同樣未能幸免，易翠蘭當年就曾參與拆屋的行動。現(xiàn)在這片故地上，幾幢民房雜亂相間，只有一株兩人合抱的銀杏樹，得以幸存。

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對棠坡朱氏的歷史作了梳理，從他整理的資料來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屬于朱元璋第十八個兒子岷莊王這一支，朱镕基應該算是岷藩十七世孫。

關于岷藩家族，劉佑平先生的《中華姓氏通書·朱姓》中有如下記載：岷藩開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與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為岷王，原建國于岷州(今甘肅岷縣)。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實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發(fā)不法，被廢為庶人，遠徙福建漳州。朱棣稱帝后，他恢復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樂六年(1408年)被削除護衛(wèi)、官屬。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遷至湖南武岡。1450年朱*去世，謚為莊，史稱岷莊王。

岷藩后裔在武岡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朱氏家族四散逃離，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長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岡等地調查過這段歷史，“經過動亂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幾個人，而且很窮，只能靠教書為生�！卑春髞淼碾A級分析觀點，這時候的棠坡朱氏一窮二白，算得上赤貧，在其后的幾百年間，他們開始了白手起家的創(chuàng)業(yè)過程。在此期間，朱家陸續(xù)有人入仕，但從后來的記載來看，真正讓朱氏家族脫貧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譜的記載中說，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糧食豐收，谷賤傷農，達到了千錢三石的低價，朱雨田傾其所有買入，次年天災，糧價飛漲十多倍，朱家從此“起富不愁衣食”。并開始廣購田產，在城鄉(xiāng)筑室置房。

關于這段軼事，長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記載：朱雨田此后轉販鹽茶、設錢莊、開礦業(yè)，終于成為長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園，“登之可極盡岳麓湘江之勝，名于是邦矣”，列為長沙園林之首。

據長沙市志的記載，朱雨田暴富之后，樂善好施，在長沙設保節(jié)堂、育嬰堂、施藥局、麻痘局，置義山、辦義學，并疏浚新河、賑濟災民，方志中評價，他是“長沙近代慈善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

朱氏家庭從此富甲一方，子孫興旺，多時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為扶危濟困，到今天仍贏得鄉(xiāng)親的贊譽，67歲的村民王玉龍告訴記者，那時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開倉濟貧，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兩擔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媽媽，當年在朱家所辦的學校免費讀書，該村所有貧家子女，均免費就讀于朱氏族學。彭建武說，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沒有挨什么斗，因為他們不是惡霸地主，“是好地主”。

時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戶，但朱姓已經很少，村支書黃自力說，“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亂世孤兒

朱镕基的父親名寬澍，字希圣，他是個遺腹子，其父還沒有見著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數(shù)人，他排名老幺。據聞朱希圣絕頂聰明，年少即博覽群書，頗有抱負，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獨醒”之意，自號“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歲時，就染上了肺病，俗稱“癆病”，在當時的醫(yī)療條件下，這種病基本無法醫(yī)治。朱天池告訴記者，朱家長輩于是決定，給朱希圣娶親“沖喜”。

“沖喜”是當時農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個內當家主婦，再就是希冀以結婚的大喜來沖刷晦氣，讓喜神驅逐病魔，以期讓病人因此脫盡晦氣而康復如初。

朱镕基的母親張氏(注：海外媒體誤為余氏，余氏實為朱天池之母)就是這一情況下，匆匆嫁入朱家，從后來情況推斷，時間應該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憶：張氏的個頭比較高，“長得很俊秀”。

“沖喜”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張氏懷孕后，朱希圣身體日漸羸弱，沒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當朱镕基出生時，她的母親張氏也感染了肺病，無法給孩子喂奶，其時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剛剛出生，伯父朱寬浚遂將镕基接到家中，讓妻子給他喂奶。

從沒嘗過父愛的朱镕基，與母親相依為命，朱天池回憶，當時朱家長輩對孤兒寡母格外照顧，幾位堂史弟音也相處親昵，那時朱氏長輩都喜歡唱京戲，每到閑時，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鑼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幾史弟竟也無師自通，愛上了這一“國粹”，甚至后來當上總理，朱镕基仍樂于在一些場合展示自己的京劇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堅的感情尤其好，后來的交往情況，似乎也可佐證這一點：1998年，身在美國的镕堅90大壽暨婚慶60周年，朱镕基特意題辭“金石不渝、百歲可期”，以資祝賀，這應該是“誡題辭”的朱镕基，送給親屬的惟一墨寶。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時候，已經準備分家，此后不久，朱寬浚赴揚州工作，舉家東遷，直至抗戰(zhàn)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產，便委托給“滿伯”朱學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歲多的時候再次降臨，染病已久的母親張氏辭世，朱镕基父母雙亡，成了孤兒，朱學方負起了撫養(yǎng)他的重擔。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歲月中，時局同樣不穩(wěn)，可謂兵荒馬亂：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國民黨在長沙發(fā)動“馬日事變”，許克詳率獨立三十三團，空襲共產黨在城內的各類機關，是晚11時許，長沙城內殺聲震天、尸橫遍野，大屠殺還波及到湘潭、常德、瀏陽等20余縣市，共產黨及群眾“遇難者上萬人”。

共產黨隨即在湘贛邊境發(fā)動秋收起義，并發(fā)出了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動員令，長沙城內也秘密籌劃武裝暴動，以作策應，國民黨全城搜捕“叛黨”，恐怖氣氛籠罩全城，秋收起義部隊未經訓練，不敵國民黨優(yōu)勢兵力，被迫轉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紅軍曾兩次攻打長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距長沙僅數(shù)百里，長沙因此成為國共兩黨交鋒的前沿，歷經“圍剿與反圍剿”戰(zhàn)火荼毒，拉鋸戰(zhàn)一直持續(xù)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機轟炸長沙，形勢十分緊張，據《長沙人民革命史》記載，蔣介石電令“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12日深夜，擔任放火任務的警備第二團某部誤聽電話，以為日軍已進市點火，是為“文夕大火”，這場大火連燒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連撒手西去，對于一個不滿10歲的孩童，無疑是人間慘事，后來撫養(yǎng)他的朱學方老人回憶，家庭不幸，加上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悲慘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發(fā)奮努力，且養(yǎng)成了處世深沉穩(wěn)重的性格。

朱天池對朱镕基的性格養(yǎng)成也作過分析：他幼年與寡母相依為命，雖然族人頗為照顧，但遭受些白眼想來在所難免，而在少不更事時，孩童間的嬉戲，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負。朱天池記得，當時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還有任氏兄弟，他倆十分頑皮淘氣，常欺負朱家子弟，別的朱家子弟對他們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現(xiàn)出倔強的個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決不認輸。

或許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難經歷、加上此后求學的顛沛流離，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貧者、反感仗勢欺人、仇視為富不仁痛恨貪官墨吏。后來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為農民的窮苦淚灑寧邊，為長沙的潰堤九江掬淚……實有真情動，實有苦衷在。

而在被問及卸任之后時，朱镕基說：“全國人民如果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镕基還是辦了點實事’，哎呀，我就謝天謝地了！”朱镕基的為官理念，其實可以在他的幾位先祖身上，找到一點影子：在朱氏族譜的記載中，十五世喬生府君，就是一個頗有官聲之人，他輔佐鹿傳霖治理四川時，冬季官府救濟貧民，某官員私藏了幾件衣物，貧民投訴，喬生聞之，正欲起身，突然巖墻倒塌，打傷府君左足，民眾爭相擁出，喬生府君不顧足傷之病，厲色嚴斥該員，數(shù)以改過，該員深感愧疚，將衣物一一退還。喬生后來“歷署諸道、頗得民心”，在他返鄉(xiāng)時，民間每家“置明鏡一方、清水一盞、白菜一葉，焚香跪道，爆竹聲十里不絕。

這位喬生還是一個剛直不阿、從不奉迎之人，族譜中記載，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見中，眾官員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喬生“獨默然不語”，瞿鴻機感嘆：“憨哉，喬生不可及也�！痹谥焓舷茸嬷校�金陵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為“修沙洲圩閘、修惠民河，民勒石記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寬浚)這一代，則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為宗旨，歷任湖北黃安(今紅安)、江陵令，“才明識裕、為官運亨通俱優(yōu)”，這位介侯公因為看不慣“污吏橫行、國事日衰”，在宣統(tǒng)年間黯然掛冠而去，歸隱棠坡田園。

朱镕基中學時代:能背圓周率到100位的沉默少年

這位“皮膚白凈，氣質沉穩(wěn)”的少年同學讓大家印象深刻，他“沉默寡言”，能把圓周率背到近100位，但“組織能力和社會能力”當時倒沒怎么顯現(xiàn)。

小小年紀的朱镕基，當年發(fā)奮努力，最大的動因應該是他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績，來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撫養(yǎng)自己的伯父。而另一個原因，則是當時的獎學金，只有極少數(shù)的優(yōu)秀學生才能享受。

族學啟蒙

朱镕基小學先就讀于“時中學�！�，這所小學是朱氏家族興辦的私立族學，始建于1854年，先設在長沙市郊絲茅沖，民國二十七年遷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關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國道旁，該校校長蔡海波告訴記者，“時中學�，F(xiàn)在仍是長沙縣最好的小學。”

朱镕基在時中學校就讀這段時間，并沒有留下任何資料，從后來上中學的時間來推算，他1941年13歲小學畢業(yè)，而當時的小學實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應該是7歲啟蒙。但從朱家書香門第的習慣來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時候，即已開始接觸書本，朱學方老人在后來的回憶中，就有朱镕基小時候讀《水滸傳》，背誦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節(jié)。

轉學崇德

在這里就讀兩年后，9歲多時，因母親病故，朱镕基跟隨“滿伯”朱學方遷入長沙郊區(qū)，隨后就讀于崇德小學，這所小學解放后即停辦，現(xiàn)在尋找起來，惟一的線索是校址在當時的長沙南區(qū)，這一區(qū)域現(xiàn)在劃歸天心區(qū)和雨花區(qū)，記者得到了兩個區(qū)教育局的幫助，在多方打聽下，得知這所學校位于天心區(qū)南門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門”附近(注：當時進出長沙南門必經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經只剩下一塊碑，學校湮滅在歷史風塵中。

2月28日，長沙市委方志處楊志強老人，幫助記者查閱了1934年出版的《長沙市指南》，書中有簡略的記載：崇德小學，開辦于1917年，屬私立學校，創(chuàng)辦人名叫劉伯衡。

當時的教育內容，與清末大同小異，規(guī)定以“講求有用之學、永遠不廢經書”為宗旨，學校中設國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國之后新增了“黨義”(或稱“公民”，即政治課)、軍訓等課程。

至于教育的經費來源，已經有了一些改變，長沙市志中記載，民國時期，省政府除負責官立學校的經費外，對私立學校酌情予以獎勵補助。朱镕基在族學中就讀時，自然不存在學費問題，后來轉至崇德小學，學費是如何解決，當時學校中是否設立獎學金之類，未能查證。

據朱天池老人回憶，當時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歲租可以有一兩百擔，“供其上學應該沒問題�！闭嬲�的經濟困難，大概發(fā)生在中學之后，日軍侵入兩湖，朱學方攜家人避難，當時田產因無法帶走，紛紛賤賣，朱家因此喪失了幾百年來的穩(wěn)定經濟來源。

考入廣益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學優(yōu)秀畢業(yè)生的身份，投考廣益中學，并以優(yōu)異成績被錄入初中一年級第39班，廣益同樣是一所私立中學，是中國民主革命先驅禹之謨于1905年創(chuàng)辦，原名“惟一學堂”，這所學校在當時的長沙首屈一指，社會上流傳著“要學習、進廣益”的諺語。廣益中學解放后改為湖南師大附中，至今仍為長沙數(shù)一數(shù)二的名校。

此時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個中國，武漢淪陷，長沙告急，市區(qū)內幾乎所有大、中學校均已外遷，廣益中學搬到了遠離長沙的衡陽鄉(xiāng)下，一個名叫常寧縣柏坊鄉(xiāng)大坪的地方。13歲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書包，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求學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學沈譜成回憶，從長沙到柏坊的路線，一般是先搭汽車或火車抵衡陽，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時在一天左右，學生們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廣益中學當時的教學制度非常嚴格，尤其是期末考試頗有特色，沈老回憶，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級考試同時進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場內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學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減少作弊。

第一號畢業(yè)證

湖南師大附中校史辦曾作過一些走訪，朱镕基的同班同學任儼提到，學生當時上晚自習，點的桐油燈只能照亮一邊，于是約定每隔半小時轉一次方向，因計時不準常起爭執(zhí)，在一邊默誦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燈芯，兩邊同時點燃，光亮頓時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決了，皆大歡喜。

經常被人提到的，還有背圓周率的故事，任儼的回憶是，朱镕基當時和他比賽，由同班同學周繼溪擔任裁判，結果任儼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見其超群的記憶力。

師大附中保存的檔案中，詳細記載了朱镕基當時的成績：在前五個學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試，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個學期名列第一。最后一個學期，朱镕基11門功課有7門獲100分，平均96.27分，為全班第一。

沈譜成對這個“皮膚白凈、氣度沉穩(wěn)”的同學印象深刻，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我們間為競爭第一名，曾封閉式相處，現(xiàn)在想來，似有年幼稚氣之感，初中畢業(yè)時，朱名列第一，我為第二，這在畢業(yè)證編號上尚可見之�！�

學習名次的競爭，當時還是相當激烈的，沈老告訴記者，每臨近考試，同學們復習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當時毗鄰校外的一家小餐館，夜深饑餓時，可通過宿舍墻壁上一個孔，直接從餐館買到宵夜，十分方便。

當時的獎學金，只有極少數(shù)的優(yōu)秀學生才能享受，廣益中學當時的規(guī)定是，如果期末考試成績列于前三名，則下學期可免交學費銀洋兩圓。這筆錢，約相當于現(xiàn)在數(shù)百元。

湘西求學

1944年10月，初中畢業(yè)的朱镕基考入國立八中永綏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綏度過了21個月的時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離開。當時從長沙一起去的學生共有十多人。

永綏現(xiàn)已改稱花垣縣，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嶺、地勢險惡，朱镕基為何來到偏僻的湘西求學？這與當時的戰(zhàn)爭形勢緊密相關。

據有關資料記載，1937年12月，日軍進逼，安徽蕪湖、江蘇南京相繼陷落，安徽省教育廳于皖西山地設立臨時中學，收容戰(zhàn)區(qū)學生堅持教學。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繼淪陷，皖西的7所學校數(shù)千師生，被迫西遷，經過長途跋涉，到達湘西，幾易其名后，創(chuàng)立了國立八中，設立了11個分部，遍布湘西及川東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蘇皖一帶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則主要招收后方來的學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學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來到了當時日軍不敢輕入的湘西。

同班同學楊開卷回憶，朱镕基每科成績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語，居然連《英漢詞典》的部分內容都能朗朗成誦。楊開卷的數(shù)理化成績不及朱镕基，為此，經常向其請教，而楊的國文成績頗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賽中獲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興，并提議：“這筆獎金，要他請客好啵？”幾個同學高高興興吃了一頓。

生死之劫

湘西求學時，一件白色府綢衫是朱镕基最體面的衣服，但就是這件好一點的衣服，也險些被盜。

楊開卷記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熱，幾個留校的學生，將床鋪搬到寬敞的教室休息，其時，朱镕基的白色府綢衫正晾在單人木架床的床頭，一名竊賊躡手躡腳進來，想偷這件襯衣，竊賊并沒弄出什么聲響，朱镕基卻一下驚醒了，一躍而起，大叫“抓賊”，并抓起桌上一只硯向竊賊丟過去，同學們被驚醒，有的擋門口，有的則沖上去抓賊，亂成一團。

在國立八中時，朱镕基的一次登臺演出，也給很多老同學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憶，學校附近青龍村盛產黃楊木桿，同學們競相以此制作二胡，每當晚飯后，校園里一聲聲：“一馬離了西涼界”、“勸千歲殺字休出口”，京劇風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門，音色清亮圓潤，幾個同學于是商量一起排練《空城計》，朱镕基從“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一段段練起，一些本地同學還特意設法借來了留聲機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學唱，戴振岳則由拉二胡改操京胡為其伴奏，在唱段操練好后，又弄來腳本試排了幾回，一個“業(yè)余劇團”就這樣搭起來了。

“劇團”隨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憶往事，猶記得當時化妝，演員均需用長布帶將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劍眉，無需這道工序，化妝師為之稱贊不已，而在劇中當司馬懿退兵下場后，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額上驚汗的動作，不知是天熱還是初次登臺，朱镕基下臺后告訴同學“真捋下一把汗來了”。

朱镕基在湘西時，還經歷過一場生死劫：當時霍亂流行，很多同學都被傳染，由于營養(yǎng)不良和醫(yī)療條件差，不少同學死于此病，至今花垣縣城東門外的小山上，還留有幾十座墳塋。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亂，幾乎死去，但在吃了一個苗族老醫(yī)生的苗藥之后，奇跡般地痊愈了。因此當?shù)厝硕颊J為：這個兩代遺腹的伢子實在命硬。

湘西的兩年生活，無疑給朱镕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闊別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視察，當年的文廟已毀于戰(zhàn)火，而國立八中也僅存在過8年，朱镕基一路尋舊一路感慨，摸著當年的石獅子，他說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讀過的中小學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畢業(yè)后惟一“回訪”過的地方。

一中插班

1946年7月，隨著抗日戰(zhàn)爭勝利，朱镕基作為公費生，轉學到剛從七星街遷回長沙的省立一中，在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隨后考入清華大學。

當時一中每個年級為兩個班，一個文科班、一個理科班，朱镕基選讀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學28人。

在同學王海洲眼里，朱镕基當時不怎么說話，他們同住一個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鐵架子床，”王海洲坦言當時與朱沒有過多的過往，“要是知道他要當大人物，應該多記點當時的事�！�

同學沈雨隨記得，當時“英語老師郭昆很喜歡他，經常和他在課堂上用英語對話”。

而在另一位同學顏家龍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學習上，組織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沒有表現(xiàn)出來”。

朱镕基當時的交往伙伴，主要是從國立八中一起轉來的同學周繼溪，周老因哮喘復發(fā)臥病在床，記者未能采訪。

在一中校史館，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寫給同學胡蘭吉的畢業(yè)留言，全文如下：“敬書數(shù)語與蘭吉兄為別：人生聚散本來無常，偶然聚合便頃刻要分離，雖然遺憾又何必悲傷，命運難期，何處不能相逢？我愧無嘉言懿行足資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舊，為兄一飲慶功酒�！�

一中老校長馬清澤告訴記者，這份留言只是一份復印件，原件一直被胡蘭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慶祝建校85周年，胡蘭吉特意從雙峰趕來，欲將原件捐獻給學校保存，不料在長途車站，包裹卻掉了，雖經多方努力，終于未能找回。

而關于朱镕基在一中的經歷，還曾有過一些附會之言，如稱其當時是學生領袖，曾率學生與校長作斗爭等，長沙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宋俊湘告訴記者，去年他們曾作過走訪，“實事求是地講，朱镕基當時既不是學生干部，跟黨組織也沒什么聯(lián)系。”宋主任告訴記者，“要尊重歷史，告訴大家一個沒有神化的朱總理�！�

朱镕基和他的同學們:歷經曲折坎坷 始終心不能忘

朱镕基非�？粗匚羧胀�窗的情誼，對五六十年前歷經曲折坎坷、聚散離合的同學，始終心不能忘。

睡在上鋪的兄弟

湖南長群中學離休教師周繼溪是朱镕基在廣益中學和國立八中讀初、高中時的同班同學，當時正值抗戰(zhàn)時期，兩校分別設在湘南和湘西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物力維艱。在初中睡的是兩層的鐵床，朱镕基分睡下鋪，見分睡上鋪的周繼溪身體瘦弱，就主動把下鋪讓給他睡。對此，周繼溪沒齒難忘，說朱镕基從小眷注弱者。

1944年下半年，朱镕基和周繼溪都考入了國立八中，并且編在同一個班，這兩個初中老同學又朝夕相處了20個月。1946年秋國立八中解散，朱镕基轉入了省立一中，周繼溪轉到了省立十五中，從此兩人分離。但兩人同窗五載，“情深潭水”，幾十年來，他們之間的情誼從未間斷。

1993年，朱镕基副總理來湘視察，百忙中要通周繼溪的電話，兩位老同學交談了十多分鐘。

有一次周繼溪在給朱镕基總理的通信中說，昔日我們游歷的800里洞庭湖由于圍湖墾殖，如今水面大大縮小了，望政府撥款治湖。朱镕基深以為然，在充分調研后，撥出了治湖�？�。

1996年，周繼溪到北京，朱镕基工作忙脫不開身，便委托勞特夫(也是國立八中同學)熱情接待了他。2001年4月，朱總理到當年國立八中所在的花垣縣考察，回到了母校的舊址，并在原有的石獅子旁與夫人勞安合影留念。

花垣縣委宣傳部特意放大一張十多寸的照片送給周繼溪老師，周老師非常高興，將其掛在自己的客廳里。

晚到10年的誠摯道歉

瀏陽市第六中學的退休教師楊開卷也是朱镕基在國立八中的同班好友。

1982年，楊老師從報上讀到“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信息，不禁一怔，拈須搓手：他莫不是國立八中的老同學朱镕基？

思慮良久，他決定去信問詢，但沒有回音。十年之后，朱镕基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報紙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楊開卷立馬認出是國立八中的那位老同學，往日同窗之情——相互關心、切磋學業(yè)、作文比賽、打籃球、拉二胡、唱京戲等，一股腦兒涌上心頭。他研墨展紙，給老同學寫了一封敘舊的長信。

沒過多久，就收到了朱镕基熱情洋溢的親筆信。

楊開卷同志：

接讀來信，愧何如之。你前次來信，本應及時敬復，當時亦告訴自己，不要忘了，因我已有經驗，上次一初中同學因我未及時回復，即遭來信大加諷譏。奈因每日白天會海，晚上文山，不過十二時不能就枕，過了幾天，再也想不起來了。今蒙我兄再次來函垂詢，實感愧怍，從兄處著想，難免感到舊友做了官，架子大了，白眼對故人，從我來說，亦是有苦難言，唯愿不做官。我也不應向兄發(fā)牢騷，但請見諒耳�；叵胫袑W時期，生活雖極清貧，但一心埋頭向學，心情尚舒暢，故友同學切磋、互相幫助之情景，尚歷歷在目，可惜八中同學除我兄來信外，尚未有聯(lián)系者。我記得在八中時，你的身體是比較好的，想今日亦好。

祝健康！

朱镕基

7.26(星期日)

情見乎辭，這封信真情畢露，每字每句都是那樣直白，直白得如同一泓清泉。楊開卷感嘆：還是那個情深義重的朱镕基！當了這么大的官，昔日同窗之誼沒忘。

“就怕你找我題字”

光陰似箭，歲月如流，改革開放之后，楊老師的生活越發(fā)過得舒坦。1997年，他在自己的老家蓋了一幢紅磚樓房。他想，要是能得到朱镕基總理的題字，定能使小小的居室篷篳生輝。他喜滋滋地又給老同學寫了一封信，不揣冒昧，說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復。

開卷兄：

來信收悉，謝謝，恭聞身體健康，新居舒適，甚感欣喜，并表賀忱。我一不怕你借錢，二不怕你求職，就怕你找我題字，因我有“五誡”，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務請見諒。

敬禮！

镕基

9.10

2000年4月，朱镕基的母校湖南私立廣益中學(現(xiàn)湖南師大附中)慶祝建校95周年。校慶前夕，老同學們懇請朱總理為母校校慶題詞祝賀，他也以“五誡”相拒絕了。朱镕基嚴于律己，楊開卷老師只能作罷，不能勉為其難。

1998年3月17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朱镕基為國務院總理。楊開卷從媒體看到報道，興奮不已。

3月19日晚，他收看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朱镕基記者招待會。新任總理關于“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發(fā)言擲地有聲。楊開卷為老同學的過人膽識激動萬分，立即揮毫潑墨書寫了一副楹聯(lián)：

镕古鑄今精兵簡政

基法治國反腐倡廉

此聯(lián)投郵寄給朱總理。這一次，楊開卷沒有要求寫回信，他知道這位老同學實在太忙。

一次公開的擁抱

1997年9月，曾經與朱镕基在清華大學同窗四年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顧問、中國工程院張履謙院士獲何梁何利基金技術進步獎，頒獎大會在香港舉行。

當坐在大會主席臺上的朱镕基副總理瞧見了在會場第二排正中就坐的老同學張履謙，頒獎一結束即迅步走下主席臺。他與坐在第一排的領獎專家一一握手，然后走到張履謙身邊，張開雙臂，緊緊擁抱著他。

香港《大公報》記者搶拍了這真情流露的珍貴鏡頭。朱總理為何對他“情有獨鐘”？記者們大惑不解，糾纏著張院士尋根究底。此時此刻，張院士知道，不能太渲染他與朱總理在清華大學的四年同窗生活，就淡淡然說道，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為貴”，“民為邦本”，朱總理最喜歡老百姓嘛。

“同學會”成了“民意會”

朱镕基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后，在一次在京工作的老同學聚會中，他表示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并提出三點建議與之共勉：一、聽到群眾對我的意見，哪怕是斥責謾罵，要原計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訴我；二、找我辦事，遵循章法，公事公辦，能夠辦的就辦；三、寫給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老同學們稱之為“約法三章”，個個允諾。

據老同學回憶，他們聚會、交談、通信，不談人情物理，只談民生國計，反映民情民意。如“群眾對公務員加薪計劃很有微詞”之類。當他們從新聞媒體得知“朱總理決定緩行原定去年下半年開始的公務員加薪計劃，將這部分財政資金用于扶貧濟困”的消息，高興了，滿足了。

在另一次老同學聚會上，有人反映：“政府工作卓有成效，物阜民康，老百姓擁護、愛戴朱總理，社會上要求總理連任的呼聲很高”。朱镕基詼諧地說，我這個總理并不好當呀，我們黨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我現(xiàn)在還兼任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以后不當總理了，還可以當博導嘛。

老同學哈哈大笑�！坝颜x一生老益重，江山百代今最嬌”。這就是朱镕基與昔日同窗深厚友誼的真實寫照。

朱镕基負笈清華:"誤入歧途"的學生會主席

以湖南籍學生最高分數(shù)考入清華的朱镕基，其實“不喜歡工程，因為英文好，喜好文科，老想著轉系”。清華四年，朱镕基在用功讀書的同時，還參加了一系列進步學生運動。在擔任學生會主席期間，他的組織才能和演講口才，得到了初步展現(xiàn)。

2001年6月，朱镕基辭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職務，面對在場的5000多名師生，他最后說：“今天，我告別清華，以后就很少來了。說實話，永遠也不來了。但是，請大家放心，我的心永遠留在清華。清華的每一個成績我都會欣慰，清華的每一個難處我都會關心，清華的每一個不足我都會指出。再見了，我永遠是一個清華人！”

以高分考入清華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制造專業(yè)學習。在當時報考的湖南籍學生中，數(shù)他考分最高。當時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獎學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屆電機系，可謂是英才輩出，光院士就出了四個。朱镕基曾經在多個場合提到這個集體的優(yōu)秀，剛剛獲500萬元巨獎的2002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學。

朱镕基的同班同學、著名法學家郭道暉回憶說，朱镕基初進清華時，集中精力學習功課，博覽群書。電機系的功課當時在全校是最難的，他卻應付裕如，是班上的“業(yè)務尖子”之一。他為人正直，待人誠摯，當過班上的“課代表”，協(xié)助老師推動同學們學好功課，在同學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學、《中華詩詞》雜志副總編歐陽鶴說：朱镕基非常聰明，領悟能力很強。

但朱镕基在辭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時曾說過，那時候他在班里學習不是最好的，甚至說自己不是一個好學生，“我不喜歡工程，因為英文好，喜歡文科，老想著轉系，不過沒轉成。有人說沒轉成是對的，因為國家后來還是重視工科的�！彼�當時還和一位同學討論此事：“我說我在中學時是班里的第一名，現(xiàn)在跟班上那些認真學習的人相比，也沒有怎么不用功�。俊蹦俏煌瑢W告訴他，在來清華之前，哪個不是第一名？

參加進步學生運動

郭道暉寫的《與朱镕基同志同窗記事》一文，可能是對朱镕基在清華的大學生活最翔實的回憶文章。郭道暉和朱镕基在中學時就一起就學，只是當時不相識。后來考入清華后，因為是同鄉(xiāng)，又同處一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親郭德垂與朱镕基還有師生之誼，兩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講到他曾經對以“人權衛(wèi)士”自居的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惫�的這篇文章對朱镕基的這段歷史有詳細的紀錄。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饑餓、反迫害”的“四月學運”風暴。

清華和北大等校師生員工舉行了連續(xù)半個月的罷課。為保護校園，清華同學組織了護校糾察隊，郭道暉和朱镕基都是糾察隊員之一，輪流值班。郭道暉拿著棍棒半夜值班歸來，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暉代表組織，介紹朱镕基加入“新青聯(lián)”(新民主主義青年聯(lián)盟)，他當即欣然同意。那時，“新青聯(lián)”還是秘密的進步青年組織。

朱镕基一經加入革命組織，他的聰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噴發(fā)出來。他先擔任班長，深受同學們擁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進城宣傳的工作中，他帶領同學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據同班同學孫駱生的回憶，1948年12月15日清華園解放后，組織上曾派幾個盟員，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黨員、同班同學蔣企英帶領，前往被圍的北平城區(qū)，去動員傅作義部隊的家屬進城，做瓦解敵軍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華作告別演講時，曾向師生們回憶起對他影響至深的幾位教師：“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為人，很喜歡聽他講話。雖然他寫很好的文章，但是不會講話。我敬佩他為人的那種廉潔和謙虛。我還清楚地記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講話，音容宛然。我們也很喜歡去張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聽張先生縱論天下，大罵國民黨。我后來做班長、學生會主席，讀了很多很多書，我的共產主義信仰就是在那時候建立的�！�

郭道暉對本報記者說，當時去張奚若先生家，其實就是“新青聯(lián)”工作的一部分，將老師們發(fā)表的政治見解宣傳給大家。

任學生會主席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請加入共產黨，郭道暉當時是電機系黨支部副書記，同支部書記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黨介紹人。在新黨員宣誓儀式上，朱镕基被指定為新黨員的代表，在會上作了發(fā)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開始時，朱镕基第一個自愿報名參軍。后來黨組織考慮到工作需要，沒有批準他參軍。

1951年1月，黨組織又推薦朱镕基擔任學生會主席候選人。他當選后，正值抗美援朝運動高潮，學生會的工作就緊密圍繞這個中心展開的。在清華大學黨委的領導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團組織，動員和組織同學開展各項活動，工作十分出色。

作為學生會主席，朱镕基還代表學生成為學校行政領導機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溝通校方與學生的關系。當時的政治活動很多，學生會都要作出迅速的反應。作為學生會主席，他不但要指揮、開動“龐大”的學生會機器，還要隨時在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發(fā)表鼓動性演講，動員和組織同學積極參加活動。郭道暉說，他的演講出口成章，條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邏輯力量，感染力很強，總能夠成功地征服聽眾，使各種活動蓬勃開展起來。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長、市委書記時，郭道暉登門拜訪，談及他的組織能力與口才時，朱镕基說，這是在清華當學生會主席時鍛煉出來的。

“為學與為人”

朱镕基從中學就開始愛好文學，他自己曾經多次跟人開玩笑說，自己做官是“誤入歧途”。

郭道暉還記得，1948年春，有一天他偶然從北平一家報紙副刊上讀到他以“容基”為筆名寫的一篇文章《談愛與憎》。這是一篇優(yōu)美的散文，援引了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曹禺的話劇《北京人》、李廣田的詩和托爾斯泰小說《復活》中論愛的格言，可以見出他當時的文學根底和志趣。特別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倫之愛(朱镕基是孤兒)，對舊社會世態(tài)所扭曲了的“愛”表示了懷疑和鄙屑，提出“愛與憎要分明”，要以新的歷史觀、人生觀，去“自我犧牲”地熱愛廣大人民，并且“恨那不準他愛的”。這引起郭道暉的共鳴。郭立即在同一報紙上發(fā)表了《與容基先生談愛》的文章，與之呼應，表示愿和他“攜緊心靈之手，學習著走上這條真理之路！”

在清華電機系建系60周年之際，朱镕基以“為學與為人”為題，在祝辭中寫道：“四十多年前，母校電機系主任章名濤教授在一次會上對我們講過這樣一段話：你們來到清華，既要學會怎樣為學，更要學會怎樣為人。為學在嚴，嚴格認真，嚴謹求實，嚴師出高徒；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朱镕基的清華情緣:十七年院長生涯 永遠的清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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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29　

1984年，“對管理特別感興趣”的朱镕基受邀擔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這是他在教育界的惟一任職。他曾想過卸任后，“回清華當教授、教書”，但隨著他告別清華園，這一設想可能已無法實現(xiàn)。他說：“再見了，我永遠是一個清華人！”

“對管理特別感興趣”

1984年，正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一職的朱镕基，受邀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據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的李傳信說，請朱镕基當院長是董新保(當時經管系主任)和何介人(當時經管系副主任)提出來的。董新保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說，他當時認為，要辦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就一定要請有才能有身份又有名氣的人來做院長。

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的呂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請朱镕基做院長還有一個淵源，就是在此之前，學校邀請朱镕基作過幾次報告，學生的反響相當之好。這個動議得到了當時的名譽校長劉達和校長高景德的贊同。劉校長就派朱镕基高一屆的同學李傳信(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和同班同學呂森(清華大學秘書長)去請他。朱镕基稍作考慮就答應了。

朱镕基在告別清華的演講時也曾講過這段往事：“1984年，劉達同志邀請我做院長，我本來沒有學過經濟，但對管理特別感興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應承下來。”

據《新經濟》雜志記者曲力秋的采訪，在通常情況下，朱镕基一個月來經濟管理學院一次，主持召開一次院務會議，討論學院發(fā)展工作的重大問題。

后來，他奉調到上海出任市長，臨行前，他對幾位院領導說，以后我沒法來了，你們誰也不必專門來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時候來找我一趟，和我說說情況就行了。那之后，學院的具體工作就沒法兼顧了。

1991年，朱镕基回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1998年3月出任總理，但因為工作太忙，幾乎連每年來學院一次都做不到。一般是一兩年來學院一次，每次都是以學生的名義請他來。

在朱镕基的告別演講上，朱镕基也談到這一點：“……這些年，我給經管學院沒有做過什么事，甚至同學們想見我一面都難，我捫心自問，難道我真的是政務繁忙到見同學們一面的機會都沒有嗎？捫心自問，心中有愧�！碑敃r在場聆聽報告的清華2001級MBA徐勇剛說，朱镕基講到這里，聲音哽咽，很多學生也都哭了。

親自帶過四個博士生

朱镕基的院長做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夠有精力傾注到他的學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長之前。在這期間，朱镕基親自帶了四個技術經濟的博士生，其中一個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資有限公司(新四通)總裁的楊宏儒，一個是現(xiàn)在任清華經管學院企業(yè)管理系主任的趙平。

朱镕基談到這四個學生時，曾經在告別清華的演講時說：“他們的論文我也讀過，但的確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議來。”但董新保說，朱镕基對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導之責，呂森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朱镕基這個人是這樣的，只要他答應的事，他一定會負責任地做好。”

但是，限于條件，在他調任上海市長之后，博士生楊宏儒接受導師指導的機會比師兄趙平要少了很多，他的畢業(yè)論文也是在其他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

后來，朱镕基曾對學院的老師說：“他(指楊宏儒)的論文我沒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補充了一句“每一句話都充滿了理論”。楊宏儒后來也承認，那時過于追求理論表述的嚴謹性，文字比較晦澀，有些話的定語也很長，他很理解作為一個市長，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這樣的東西，確實是一看就困。

但朱镕基還是盡量給他的學生安排鍛煉的機會，楊鴻儒后來就到上海做過一段時間的調研，在上海市經委研究室主任的帶領下一起研究過上海市的工業(yè)狀況。

想過離任后回清華教書

對于這個院長的職務朱镕基最為傾注感情。在上海工作的時候，上海好多大學請他當院長，他表示，只兼清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其他一概免了。

1999年在美國訪問期間，朱镕基到MIT(麻省理工學院)講演：“好多地方請我去，哈佛也請我去，我為什么到MIT來呢？因為我是清華經管學院的院長，清華經管學院和MIT管理學院有很密切的聯(lián)系，所以我就到你們這里來。

朱镕基2001年辭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職務，讓很多在場師生大感意外，他當時解釋原因說，在開經管學院的第二次顧問委員會會議時，美林銀行私下給他遞過一封信，說愿意捐給經濟管理學院50萬美元�！拔铱紤]了一下，覺得不能收，因為我是請他們來提建議，而不是亂收費的。我不能讓外國人說：中國到處亂收費，現(xiàn)在連清華大學也亂收費啊。因此，我告訴王校長、賀書記，我當這個院長其實沒好處，有錢也不能收。我自從做總理以來，事情很多，因此好幾次提出要辭去院長一職……”

朱镕基本人也曾經在一些公開場合多次說過，等從政府崗位上退下來，就回清華當教授，教書……清華一位人士分析說，朱镕基之所以辭去這個職務，工作繁忙無暇顧及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就是不愿意為政府高官兼任大學校長、院長之風落下口實，是以首先從自己做起，割斷了與清華經管學院17年的緣分。

朱镕基告別清華時說，“王大中校長曾經提出，如果院長不做，做個榮譽院長也好。我說不行，最后只做顧問管理委員會的榮譽主席。所謂榮譽，就是來也可以，不來也行。我絕不耽誤顧問委員會的運行�！�

清華，再見！

清華大學2001級MBA徐勇剛感到特別遺憾的是沒來得及做朱镕基的學生，未能叫他一聲“朱院長”，包括他在內，不少同學報考清華，很多就是沖著朱院長來的。不過，徐勇剛也算得上幸運，因為當時正好在學校幫忙做一些事情，朱镕基在清華的辭職演講，他有幸聆聽。

直到今天，徐勇剛還清晰地記得那天的情景，綜合體育館大概有5000人左右到會，大部分人當時都只知道是聽朱總理作形勢報告。

上午10時，在朱镕基進來之前，有人從主席臺后出來，每次大家都以為是總理出來了，都報以一片掌聲。后面的同學看得不清楚，跟著前面的同學鼓掌，如是幾次，一直到10時08分，朱镕基入場，所有的人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報以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朱镕基一次一次以他特有的高舉雙手的方式向大家致意，而掌聲的浪潮卻仍一次次響起。

在掌聲平歇下來后，朱镕基說自己在美國白宮的南草坪上也沒有這么激動過，“……來到這里心里還是有點怕……畢竟是后生可畏啊�！�

他很快就開宗明義，告訴大家到這里是來告別的，“是出席辭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告別會”，這個消息令在場的很多師生感到吃驚。

那天，朱镕基在大會上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國際經濟形勢、中美關系以及對經濟管理學院的期望。他說，“校長要我對未來的學院提點建議，我認為要把經濟管理學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師資力量。

沒有，要花大力氣去請，就是講學也可以�！彼�還表示希望管理學院所有課程教學都用英文，“我不是崇洋媚外，世界經濟全球化，我們需要同世界交流！”

朱镕基談到了自己對于清華精神的理解，那就是：追求完美。他還告誡在場的師生：“每個清華人都負有責任，建設這個國家。為學，要扎扎實實，不可沽名釣譽。做事，要公正廉潔，不要落身后罵名�！�

說到自己20年被打成右派沒有黨籍的日子，朱镕基說，“那些日子里，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的信念。我沒有忘記清華對我的教育，沒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那天的講話，朱镕基非常動情，在場的師生許多也潸然淚下，校長王大中在最后的講話中也不由聲音哽咽。王大中那次說到朱镕基一次次辭去院長職務的情形，他說，盡管希望朱镕基能繼續(xù)擔任院長，“考慮到他畢竟是13億人口的大國的總理，我們顧全大局，只好答應他的請求�！�

徐勇剛記得，在這個時候，王大中校長已沒法再說下去了，5000人的體育館一片寂靜，大家聽到的只有王校長努力調整感情的重重的呼吸聲，大家都在安靜地等待，一次，兩次，三次，王校長才調整好自己的情緒。

朱镕基的講話結束以后，清華師生全體起立，爆發(fā)了長時間持續(xù)的掌聲，而朱镕基緊閉著嘴唇，沒有回頭看大家一眼，就離開了。當時主持人告訴大家先不要走，朱總理在休息室休息。大家于是靜靜地等待著，等了10分鐘，但是朱镕基沒有回來。他就這樣告別了清華。

朱镕基的跌宕年代:20年"右派"培養(yǎng)濃厚平民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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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32　

從東北工業(yè)部到國家計委，20多歲的朱镕基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表現(xiàn)，成為當時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很高的年輕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開始，脾氣倔強、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從此陷入了長達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蹉跎歲月。

從清華到東北

開完歡送會、宣誓會，懷著特別的憧憬，承載著建設國家的使命，1951年，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帶領幾百名清華畢業(yè)生奔赴東北。

“朱镕基是學生會主席，在學生中威信比較高，所以組織上叫他帶隊�！敝扉F基清華時的同班同學郭道暉回憶說。是年，新中國不足兩周歲，工農業(yè)生產還沒有恢復，正是百廢待興之時�！爱敃r東北要建成重工業(yè)基地，所以，這些理工背景的學生都去那里了�！�

奔赴東北，朱镕基被安排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yè)部。

新華社公布的朱镕基簡歷說，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東北工業(yè)部計劃處，當生產計劃室副主任。這一職位按照中國干部職級排列應當是副科級。

據當時的同事介紹，朱镕基那時23歲，年輕氣盛，工作起來不要命，“熱情很高”，當時的領導對這些清華高才生也很重視，所以，“朱镕基沒來多久就擔任了計劃室副主任�！�

“這個時候，湖南人的個性和清華畢業(yè)生的‘脾氣’已經有所體現(xiàn)�！钡�當時由于他年紀還小，黨內政治生活還很正常，也沒有人對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表現(xiàn)，贏得了當時工業(yè)部領導的極大賞識。

東北工業(yè)部對朱镕基來說，除了取得初步經濟工作經驗外，還在于，這個年輕人的工作表現(xiàn)引起了相當多的人注意，這些人都很欣賞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氣，而且很多人后來都身居要職。多年后，每遇危難，都會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過了次次危機，并能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為朱镕基直接領導的呂東、袁寶華等，而對朱镕基最重要的當屬后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馬洪�？梢哉f，這次“邂逅”對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經歷影響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難加以評估。

馬洪比朱镕基大8歲，時任中共東北局委員、副秘書長。

馬洪的職務要比朱镕基高許多，在工作上，馬洪是他的上級，馬洪對他十分賞識。3月2日，馬洪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當時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聰明，很正直，很有發(fā)展前途�！�

國家計委的初步歷練

1952年12月，東北工業(yè)部撤消，而此時，中國高層正在醞釀成立國家計委。

由于懂經濟的人才十分缺乏，而東北人民政府已積累了幾年的經濟建設管理經驗，從東北調一批既懂經濟又有一定工作經歷的專業(yè)干部進京，是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臺。

據馬洪回憶，1952年，東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進京，作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兩個�！�

按照官方公布的簡歷，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國家計委燃動局、綜合局任組長，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秘書，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

據朱镕基的同事說，朱镕基是時任計委領導人之一張璽的秘書。張璽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書記。而海外有傳記說朱镕基是當時計委主席李富春的秘書，被朱镕基的同事給予否定。

馬洪說，“在計委工作的時候，朱镕基的表現(xiàn)也很出色，是當時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敝扉F基的另一位同事回憶說，朱镕基是計委當時最出色、最有前景、領導期望值很高的年輕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當時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講話邏輯性極強，看到什么不對的地方，他就會指出來，從不馬虎。有時開會，由于職務關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聽到他認為不合理之處就會立即指出，使有的領導很不滿意�！�

朱镕基在國家計委工作時間長達6年，6年中，中國經歷了初步工業(yè)化，而計委作為計劃經濟管理核心部門的，無疑處在中國工業(yè)化的風口浪尖上。

由于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特點，計委幾乎要執(zhí)掌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線。

有經濟學家評論說，“不能說這段時間對朱镕基熟悉中國經濟沒有用處。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朱镕基還在國家經委擔任過一段時間領導職務，“計委工作相對宏觀，而經委工作相對微觀，但對朱镕基的歷練是一樣的�！�

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發(fā)表演講時說，這么多年，他對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還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認為，這種熟悉和他在計委工作經歷不能說沒有關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憶說，當時經�？匆娭扉F基翻看各種資料，還要經常起草文件，偶爾還寫經濟理論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學習，外語也沒有丟。

被打成“右派”

平靜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擾而結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于是各民主人士紛紛以諍友身份對執(zhí)政黨提出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意見。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此后，全國陸續(xù)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反右派”斗爭。

本來，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要求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鼓勵“鳴放”，于是很多人響應執(zhí)政黨的號召，紛紛對黨提出批評和建議，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人不但沒有得到領導人的感謝，反而被稱作“蛇”，要引出洞來打。

自從被稱作“蛇”后，55萬人便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打成右派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全黨共誅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被殘害致死�！�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歷，他表示，不愿意回憶那段歷史。

對朱镕基來說，之所以不愿意回憶那段經歷，大概是因為那段經歷的艱難和辛苦，不堪回首。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1958年，“反右”拉開了朱镕基“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艱難序幕。

這段艱難序幕的開始便是黨內反右上演，據一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介紹，黨內反右是在黨外反右之后。當時人民日報曾經發(fā)表社論說，“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黨內有了右派分子，對我們黨和革命事業(yè)的危害就更加嚴重�！薄叭绻�在我們黨內容許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會同黨外右派分子串通起來，從內部來打擊我們，從內部來反對我們�！薄霸诋敃r，不僅黨外鳴放，黨內也要鳴放�！崩钿J說，“朱镕基是在黨內鳴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鳴放了什么？記者接觸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諱莫如深，幾經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計劃取得了一定成就，領導層的頭腦開始發(fā)熱，在領導經濟工作上，中國正在醞釀大躍進。時年30歲的朱镕基，雖然在國家機關歷練了7年，卻沒有學會官場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意見。在反右的大背景下，黨內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卻顯然沒有意識到時機的險惡，更不知道此時要慎言。而且在平時，就有人認為他“清高”，“目無領導”，運動一來，他就被劃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現(xiàn)任中國某協(xié)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不低頭，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獨立思考、不搞陰謀詭計�！敝扉F基的一位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斗爭的殘酷性�！睋�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華學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賴的黨組織打成右派，20多歲的他便追隨這個黨，就向往著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黨分子了呢？

記者沒有找到能夠描述當時的朱镕基的記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是誰遇到這樣的遭際恐怕都會想不通，因為“想通”是很“高難度”的動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還是想不通，從成為右派的這一天開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華恰似一江東流的春水，永遠不會再回來！

“右派”生涯

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簡歷并沒有提及他作為右派的經歷，只是說，“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干部業(yè)余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干校勞動�！�

對比當時大多數(shù)右派的悲慘命運，客觀地說，朱镕基應該算是幸運的。

李銳分析說，當時的計委有領導欣賞朱镕基，可能暗中保護了他。

事實確實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勞動沒有多長時間就被撤回來，被委任為國家計委干部業(yè)余學校的教員。這是一所中專學校，他的任務是教老干部們學習數(shù)理化，到基層去培訓徒工。

郭道暉回憶說，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以后，朱镕基還當過英語教師�！八�是一個有心人，在教學中進一步熟諳了英語。”

有熟悉這段歷史的人說，在當教員期間，朱镕基在中學時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學期間打下的數(shù)理化功底得到充分體現(xiàn)，他的課學員都很喜歡，故被學校里的其他教員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這一經歷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證實。

60年代初，朱镕基結束了教員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曾經是右派就意味著不是黨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領一個工程師的頭銜。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社會開始三天一小運動，五天一大運動�！拔幕�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當權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經歷，也少不了陪著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清理階級隊伍”。

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進好的階級隊伍里的“階級異己分子”，更要進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級的人，而重點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觸底層民眾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一個中國人熟悉的詞匯產生：“五七干�！�。

“五七干校”來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對一個報告的批示，指出軍隊既要學軍，還要學工、學農；工人也要學農，學軍，學文化；農民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為了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fā)表兩周年，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把機關干部和走資派送去勞動改造的農場，命名為“五七干�！�。

1968年10月，毛澤東再次批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

此后，全國各地都相繼開辦了“五七干�！保瑪�(shù)十萬知識分子被送往農村的偏遠窮困地區(qū)勞動鍛煉、接受改造，“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有回憶說，在當時群眾之間派性斗爭嚴重的情況下，所謂革命化的“五七干�！逼鋵嵰殉蔀槠群Ξ惣骸�懲治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是“變相勞改”的一個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干�！�，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干校沒有家具，連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沒有，于是干校便從外面運來一些生活用品。

由于擔心丟失，一個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個同事被要求押送這些物品，兩個人一起蹲在一輛悶罐車里，忍饑挨餓，“天氣冷極了，也沒有暖氣，沒有水�！�

和朱镕基一起勞動的同事向記者介紹，國家計委襄樊“五七干�！蔽挥诤�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個勞改農場，由于有這些人到來，原來的勞改犯被遣散。干校實行軍事化管理。

這段時間，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勞動，偶爾也看看書。這5年的人生經歷對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說是20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

朱镕基在談到這段時間時感慨很多，但并不顯得十分懊喪。他說，在那段時間里，他接觸了許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于朱镕基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結”。

廊坊的“傳奇”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復出后便開始大刀闊斧的治理整頓。雖然此時“文革”還在進行，政治壓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鄧小平的努力，已經癱瘓的國家機關、工廠學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

朱镕基等在襄樊勞動的干部們也借此機會回到了北京�；鼐┖螅�朱镕基已經很難在計委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怎么辦？

一個機會擺在面前，中央決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學工業(yè)部的石油工業(yè)部重新分出，石油工業(yè)部急需技術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業(yè)部管道局下屬的電力通訊工程公司。

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級別應屬處級單位，那么辦公室副主任，按級別應當是副科級。

此時距朱镕基剛參加工作已經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東北工業(yè)部計劃處，被委任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副科級，而20多年過去了，40多歲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級，也許這個時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時光離現(xiàn)在已經23年了，但今天關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傳。

3月1日，本報記者初到廊坊，便聽到有人講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時候，不正之風已開始出現(xiàn)，但朱堅決抵住這些不正之風，一次他讓手下工作人員買東西，而工作人員買1元錢的東西卻開出了3元錢的發(fā)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準報銷，工作人員也大怒，但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轉述者甚至能夠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話。在民間，甚至還流傳著朱镕基和當時的領導斗智斗法的傳說。剛正不阿的朱镕基，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據說，朱镕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的時候，幾百口子人只有一個看門房的老人送他，場面極其凄涼。老人把他幾件簡單的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

老人拉著朱镕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說著兩個人都哭了。

這個故事被記者接觸到的幾位管道局退休職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說，當時確實有一個人和朱的關系很好，這個人叫周來福，但不是門房老大爺，他也是管道局的職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于朱镕基當時家在北京，所以每個禮拜都要回家，于是周來福星期六騎自行車送他到車站，星期一騎自行車到車站接他回來，兩個人關系確實很好。

那么，當時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樣的？記者接觸幾個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職工，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

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

管道局一個退休職工說，“在我們眼里，朱镕基當然是很有水平的，不愛多說話，他和大家的關系還可以。這個人也確實是比較正直，他的英語很好，能說能寫，能翻譯�！�

當時，朱镕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些體力活。

“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機關里的時間長，當然不是朱镕基一個人在一線，大家都在一線。當時風氣也很好，因為大慶精神是深入人心的。”

管道局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朱镕基當上國家領導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慶祝，曾告訴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說，贊成管道局周年慶祝不搞慶典等做法。

廊坊的這幾年可以說是朱镕基多舛命運的最后階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開始他新的人生歷程。

朱镕基步入"高層":幸遇伯樂 不改直言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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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36　

1979年，朱镕基到國家經委工作，任燃動局處長。這個新任處長依然不改直言本色。經委黨組負責人贊揚說：“遭了20多年的罪，還敢這么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獨到見解，是個好同志�！�

才華、能力、品質都出眾的朱镕基受到經委領導一致好評。中國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級任命，終于在1983年獲得通過：朱镕基先后被任命為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從此開始進入“高干”序列。

脫掉“右派”帽子

廊坊歲月可以說對朱镕基是一個磨練，而這段時期隨著國家形勢的好轉即告結束。

1977年底，馬洪參與中國社科院的組建工作。次年，馬洪擔任副院長，并著手組建工業(yè)經濟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成立，馬洪出任第一任所長。

工業(yè)經濟研究所初創(chuàng)之時，人才奇缺。馬洪回憶，“當時朱镕基在廊坊石油工廠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調換工作。我們在計委一起工作過，我對他是比較了解的，這個人很正直，意志很堅強，于是他就來到工經所�！�

當時朱镕基被任命為研究室負責人，相當于處級干部。

1978年，對朱镕基來說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年，他的右派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1978年9月，中央決定為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這個時候，中國社科院宣布為朱镕基等一批當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盎謴忘h籍的會上，我當時在場，他很鎮(zhèn)靜，很嚴肅，不茍言笑。”馬洪回憶說。

可以想象，當時的朱镕基應該是百感交集。從1958到1978，從30歲的小伙子到50歲知天命，“右派”兩個字像一塊巨石壓了整整20年。如今，這塊巨石終于被卸去了，但，20年的似水年華，已一去不復返！

馬洪評價，工經所時期，朱镕基工作成績出色，發(fā)表過一些文章。1978年，當時正是剛剛粉碎“四人幫”后的華國鋒主政中國時期，高層在經濟計劃設計上，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指標，朱镕基對此即表示異議。

《亞洲周刊》曾記載，“馬洪帶著欣賞的口氣說，朱‘很有水平，中國的官員如果都像他，國家大有希望’�！�

朱镕基在工經所一共工作了約一年�？梢钥隙�，這一年的經歷，對他經濟理論素養(yǎng)的提高幫助極大。

經委歲月

1979年，朱镕基離開了社科院，轉到國家經委工作。重新回到經濟管理崗位上的朱镕基終于有了展現(xiàn)自己才能的機會。

當時，國家經委與國家計委，是中央經濟決策體系中的兩大支柱，曾有“國家計委制定經濟計劃，國家經委執(zhí)行經濟計劃”的說法。

來到經委的朱镕基起初任燃動局處長。據一個在老經委工作的人講述，這個新任處長依然不改變他的直言本色。

一次，經委召開全體干部大會，經委負責人首先講話，主任、副主任講完，會議主持人號召干部踴躍發(fā)言。一般來說這樣的會議，都是司局級干部發(fā)言，處級干部多明哲保身，一言不發(fā)，而坐在后排的新任處長朱镕基硬是早早地搶先站起來“放了一炮”�；貞浫诵稳荩�“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有回憶者說，朱镕基的發(fā)言，分析中肯，見解獨到，言之有理，在會場引起一陣騷動，并立即引起經委高層領導張勁夫、呂東、袁寶華等人的關注。

經委黨組負責人會后曾贊揚說：“遭了20多年的罪，還敢這么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獨到見解，是個好同志。”

不久，朱镕基即被任命為國家經委綜合局副局長，嗣后又被任命為技術改造局局長�！笆墙鹱涌傄�發(fā)光”，當事人回憶，在當時的國家經委，朱镕基和趙維臣很快被上上下下視為“最干練”的兩名局級干部。

趙維臣后來任經委副主任。上世紀90年代初，朱镕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趙是副主任。后來趙擔負起組建中國聯(lián)通的重任，成為聯(lián)通公司第一任董事長。熟悉趙的人說，趙的脾氣不比朱镕基小。

經委時期的朱镕基特別看不慣走形式、花架子、不懂實際、沒有知識的官員。他要反對什么，他會提出；他知道什么情況，而下屬該知道卻不知道，他就非常不高興，就會提出批評。

步入“高層”

才華、能力、品質都出眾的朱镕基受到經委領導一致好評。1983年，朱镕基出任經委委員、副主任(副部級)。

此時朱镕基已經是55歲了。據李銳回憶，“我是1982年去中組部的，他(指朱镕基)是1983年當副主任的。我來中組部后的任務，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他的年齡，是不可能納入后備干部的�！�

李銳說，當時考察1000個人，年齡標準是40多歲，朱镕基肯定不能說是年輕干部。那么他的升遷，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經委領導層賞識他，積極推薦他。

《僑報》曾發(fā)表文章說，“當國家經委黨組向中央組織部申報，準備提拔朱镕基為經委副主任時，卻再次遭遇小小麻煩。中組部一開始不予批準，理由很簡單：無論如何，朱曾經是個‘右派’，讓‘右派’擔任副部級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歷史上尚無先例。當時的經委黨組‘不屈不撓’，堅持說明情況，堅持繼續(xù)申報。于是，中國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級任命，終于在1983年獲得‘通過’：朱先后被任命為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從此，朱開始進入‘高干’序列�！�

一位熟悉中共組織工作的同志介紹，朱镕基是不是第一個出任部級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55萬“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級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標準，如果55歲的朱镕基還不能進入高層，再過幾年，那么無論他有天大的本領也只能長嘆一聲“時運不濟”，而由于黨內正直人士和堅持原則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夠升任副主任，從而進入更高領導人的視野。

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著一個習慣，每天要處理至少5封群眾來信，對下屬要求甚嚴格，但他有一個優(yōu)點：只批評人，絕不整人。

據原經委工作人士介紹，在朱镕基擔任經委副主任期間，有位處長向國務院領導報告，說朱镕基要對某項工作失誤負責。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評了他。但誰也沒有料到，不久后，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為某局副局長。朱镕基解釋說：“這個人工作負責任，而且敢打我的報告，盡管報告失實，但他是從工作出發(fā)的，不應該影響對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這種性格到底是好還是壞，應該怎么評價？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一位專家對記者說，“我覺得這是雙刃劍，當他還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長的時候，還可能有人敢當面批評他，甚至打他報告。但他出任副總理或者總理后，他就很難接觸到這些年輕干部，而他接觸的多是只比他級別稍低的干部。我們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級，越是謹慎。那么，還有誰會敢于向他提出批評呢？”

但無論如何，朱镕基在經委的經歷對他熟悉中國經濟運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時朱镕基對企業(yè)運作非常熟悉，據了解，他曾經對企業(yè)積壓問題很重視，為提高企業(yè)效益，殫精竭慮，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說，他在經委工作非常細致，而且對當時已經出現(xiàn)的牟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提出過嚴厲批評。

超前7年提出宏觀調控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有一篇對朱镕基的專訪：《今年經濟效益為何波動》。專訪發(fā)在右上角，上面還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顯得年輕而清瘦。

這是朱镕基作為政府部門領導第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上向公眾闡述自己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綱領。

“當時《人民日報》發(fā)誰的照片，用什么規(guī)格，要求很嚴。以朱镕基的職務，就只能發(fā)一張一寸相片。有人說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經濟的負責人的身份，向公眾陳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識到這篇采訪的珍貴�！碑敃r采訪朱镕基的記者、時任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的著名經濟學家艾豐說。

據艾豐介紹，在這之前他有過和朱镕基遠距離接觸的經歷，已經聽到有人評論朱镕基有兩個特點，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講話。那次采訪證實了這一說法�！翱上�，我當時在經濟上還是外行，沒有對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觀點上的交流�！�

在這篇專訪中，朱镕基對當時的經濟波動原因進行了分析，對企業(yè)效益進行了總結，提出了問題所在�！岸嗄暌院�，回過頭來看這篇文章，我覺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在當時就已經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思想。據我記憶，這是高層領導首次提出宏觀調控的概念，不僅超前，而且很超前�！卑�豐說，“中央正式提出宏觀調控是在1993年的6號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醞釀并公開發(fā)表了自己的觀點�！�

“宏觀調控”后來成為朱镕基最重要的經濟思想，也成為中央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

從右派到總理 朱镕基"破格"晉升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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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40　

1998年，朱镕基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任總理。海內外不少評論認為，從“右派”到總理，其間所受的煎熬和所承受的委屈，非常人可以忍受，沒有過人意志不能成就。

有過人的意志是一方面，但也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以朱镕基的個性和經歷而能成為總理，僅僅是因為他的過人意志嗎？

李銳說，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的話“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在那樣的氣氛里，人們要做“馴服工具”，哪敢有獨立見解，說一個“不”字？“朱镕基的性格是敢講話。在記者招待會上，他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這就是他的性格，他敢講這個話，也能講這個話。而這種講話方式在過去絕對是不被允許的。因此，不能不說現(xiàn)在的體制比起毛時代有進步。”

一位熟悉組織工作的人說，“確實，以朱镕基的性格升任共和國總理的‘難度系數(shù)’極高�！�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一位經濟學家對記者說，“按照傳統(tǒng)的組織路線，朱镕基不可能走這么高�！�文革’時期朱镕基職位就比較低，不像有些干部，‘文革’以前就有很高的職位，‘文革’結束后被平反，職務被恢復，還是很高的職務。而朱镕基在‘文革’后是從比較低的職務干起來的，他和一般的領導干部確實不一樣。”

為什么朱镕基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成為共和國的總理？這位學者提出了4點根據：

第一，他始終在逆境中堅持學習。在20年最艱難的時期，他也沒有忘記學習，甚至翻譯過西方的微觀經濟學。出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不是掛名的，是需要學術修養(yǎng)的�？梢哉f20多年來，他一直和學術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lián)系。而一旦條件好轉，這些優(yōu)勢就用上了。

第二，改革開放初期，人才奇缺，尤其是懂經濟的人更少，如果在正常的干部隊伍中找，可能很困難，那就需要領導人拿出魄力，打破各種條條框框。而朱镕基的“幸運”在于，他遇到了相當多的贊成改革、欣賞他這種性格的領導人。

第三，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很復雜，這就對領導人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不但要有能力，還要有道德修養(yǎng)。我們的干部隊伍中不乏才俊之士，但既有能力又有道德修養(yǎng)同時意志堅定的人卻很少。朱镕基恰恰是屬于能力與才華出眾，道德修養(yǎng)又很高的人。

第四，作為政治家，在關鍵時刻要挺身而出，要有公心，要置個人安危于一邊。鄧小平在1975年復出后，明知搞治理整頓會被打倒，但為了國家的利益，他選擇了犧牲自己。朱镕基也是這樣的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總有一些人在揮動“左”的大帽子，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斷送政治生命，而他堅定地支持皇甫平，“不問姓資姓社”，堅定地站在改革開放這邊，從而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

朱镕基上海施政:甲肝沒病死人 倒把市長快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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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45　

年近花甲的朱镕基1988年任上海市長，面臨的是上海發(fā)展滯后的嚴峻考驗，而該年的“甲肝風波”就是讓他頭疼萬分的難題�！吧虾＜赘螞]病死人，倒是把市長快累死了�！敝扉F基夫人勞安說。

掌聲，讓演講延長了95分鐘

1987年底，中央決定調朱镕基去上海任市委副書記，如果不出意外，他將在第二年召開的上海九屆人大會議上接替江澤民任上海市長一職。

此時朱镕基的名字僅列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年紀卻已經接近60歲了，即使干一屆上海市長，5年下來，65歲，正好是中央規(guī)定的省部級干部離休的年齡。

因此當時人們認為這已是朱镕基跌宕人生的最高峰了。

然而正是在上海的幾年里，人們充分地看到了朱镕基在地方工作的領導才能。給人第一印象的，就是朱镕基那次讓上海市民眼睛一亮的110分鐘“競選”演說。

1988年4月，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預備會上，在美國剛剛攻讀完博士學位的王伯年(現(xiàn)上海理工大學教授)提出：“能不能在正式選舉以前，讓候選人和代表們直接見面，每人作個發(fā)言？”這個提議最后被接受，而這在上海是第一次。

1988年4月24日上午，上海展覽館二樓一個電影大禮堂里，800多名人大代表將現(xiàn)場擠得水泄不通。代表們對這位未來父母官的好奇到頂點。因為幾天前的小組討論會上，普陀區(qū)人大代表當場提出要求，請朱镕基介紹自己的經歷。朱镕基很坦誠地公開講述了自己的身世，他不幸的幼年經歷深深地打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代表。

但主持人似乎讓大家有點失望。他宣布，每個候選人演講的時間只有15分鐘。

作為市長候選人的朱镕基最后一個與人大代表見面。他身著駝色西服，系著紅黑相間的領帶，沉穩(wěn)地走上了講臺。

“我是‘丑媳婦怕見公婆’，可這個丑媳婦遲早要出來見人的嘛。”朱镕基幽默的發(fā)言引起全場的笑聲和掌聲。

“新的一屆市政府應該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效率的、廉潔的政府！”他在“高效”和“廉潔”兩個詞上用了很重的音，立即點燃了代表們的情緒。

“現(xiàn)在，上海的經濟困難還沒有走到谷底，要有這種危機感，從而激發(fā)起奮發(fā)圖強的精神，樹立起必勝的信念！”朱镕基的發(fā)言中肯而堅定，會場上時不時被掌聲打斷。

眼看15分鐘到了，朱镕基轉過身，“主持人，能不能再給我點時間？”

還沒等主持人回答，代表們已經用掌聲表示挽留�！耙�打破過去程序繁瑣、辦事拖沓的工作作風，市政府要建立一個高效率的工作機構，用一個圖章對外，作為提高工作效率的突破口。

“要選拔一批有志于振興上海，不是為了做官，不是為了卡人，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既懂技術，又懂業(yè)務與管理的人到政府機構工作。

“要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上海辦事效率高，環(huán)節(jié)少的新形象。”

代表們多次用掌聲回應朱镕基的講話。

他還情真意切地坦陳了自己的缺點：“性格剛硬，容易得罪人”，“缺少地方工作的經驗”。

在發(fā)言的最后，他說：“我有一個信條，就是獨立思考，敢于承擔責任。但愿這一點能為大家所了解。為了上海的振興，我將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場面很感人”，一位人大代表回憶說，當朱镕基說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時，人大代表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來，長時間鼓掌。

朱镕基的這次演說持續(xù)了整整110分鐘，事后，有媒體記者統(tǒng)計，會場上共響起了30余次掌聲。

當天下午5時30分，大會執(zhí)行主席吳邦國宣布選舉結果，朱镕基正式當選上海市的第七任市長。

上海市徐匯區(qū)原區(qū)委書記諸后仁說：“從后來幾次講話看，朱镕基市長幾乎沒有拿講稿，侃侃而談，胸有成竹，而且話語平易近人，很容易理解，因此我聽過之后記憶深刻。而當時一般領導作報告都是念東西，我還要錄音后進行整理，費事，印象也不深。”

“面對數(shù)百名人大代表公開講述自己的身世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經歷，作為一個領導人如此坦率，我從來沒有見過�！敝袑W語文特級教師、上海市九屆人大常委于漪回憶說，“他在任上海市市長的第一年，當年市財政比較困難，到處在伸手要錢，可中小學教師退休后仍可享受100%的工資待遇，就是他當時在人大會議期間拍板決定的，這很不容易�！�

第一個嚴峻考驗

朱镕基當市長面臨的第一個難關，就是如何控制1988年春天的上海甲肝大流行以及引發(fā)的城市危機。

當年4月，感染甲肝的人數(shù)達到了高峰。那個月的其中16天，日報告發(fā)病數(shù)超過了1萬例。

放到朱镕基辦公室桌上的報告簡直讓這個新市長寢食難安。

上海市傳染病醫(yī)院主任醫(yī)師巫善明回憶說，在持續(xù)了半年多的甲肝風波中，全城直接查出有31萬人感染，按照醫(yī)學上的規(guī)律，沒有進入臨床，但身上攜帶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其四倍，這意味著當時上海有150萬人攜帶了甲肝病毒。

150萬人！1988年的時候，上海的人口不過1200萬。

上海市傳染病醫(yī)院，停車棚里，浴室里，都已經睡滿了病人，老百姓拎著鋼絲床擠在病房的外面。

更讓市長撓頭的是，甲肝風波已經影響到了城市運轉：生產一線減員十分之一；僅上海市柴油機廠就有500多個職工受到感染；上海銷售出去的副食品，紛紛被退回來。因為甲肝而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超過百億元！

種種不利因素使得本來就難得一笑的朱镕基臉上更是日日布滿愁容，從4月到6月，朱镕基絕大部分的夜晚是在辦公桌前度過的，他辦公室的燈火經常通宵不滅。他的夫人勞安當時曾擔憂地對他說：上海甲肝沒病死人，倒是把市長快累死了。

市政府在緊急調動醫(yī)護力量的同時，還決定敞開言路，讓公眾知道真相，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決策，對平息公眾的恐慌情緒起了重要作用。巫善明當時得到的指示就是，頻頻在電視臺和電臺中亮相，告訴公眾甲肝病毒傳播的真實情況以及相關的預防知識，穩(wěn)定情緒。

1988年的夏初，上海市的甲肝風波終于得到控制，全市運轉趨向正常。

這次“甲肝危機”考驗了朱镕基的地方執(zhí)政能力。上海市工農業(yè)生產在1988年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仍保持增長勢頭，這讓上海市民覺得新市長果然沒有忘記他的選舉演講。

新市長面臨的困境

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上世紀80年代末的大上海已難覓昔日輝煌。

1987年12月，朱镕基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后，到這個曾經被稱為“計劃經濟大本營”的工業(yè)城市調研，對城市方方面面的工作進行了一翻梳理。

擺在朱镕基面前的是一連串讓人尷尬的數(shù)字：建國后，上海在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物價年平均上漲率只有1.3%，商品價格嚴重背離價值規(guī)律，到80年代末，隨著市場經濟的放開，大量的原材料價格上漲，然而上海的產品卻不能提價，造成一件棉毛衫的利潤只有2分錢，眾多的企業(yè)難以為繼。

80年代初期，上海在經濟增長速度、上交國家利潤等方面第一，但住房、交通、環(huán)境等方面則是倒數(shù)第一。到了80年代末，由于體制和優(yōu)惠政策，沿海城市的發(fā)展速度大大超過了上海，上海的情況更加嚴峻了。

1988年，《解放日報》記者毛用雄在兩會采訪期間發(fā)表了“兩會采訪沉思錄”，在報道中，他直言不諱上海的現(xiàn)狀——一邊是幾千種商品價格上漲，一邊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連年滑坡；一邊是‘金星’、‘上海’大屏幕彩電票暗中以四五十張‘大團結’的高價成交，一邊是許多家庭實際收入減少造成的聲聲抱怨……不安的民意涌進市人大、政協(xié)會議，人們在思索——

作為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啊，你將如何在‘陣痛’中振興？！”

這些問題在朱镕基上任前的上海市人大九屆一次會議上就提出來了，朱镕基說：“至于存在的問題，并不都是主觀造成的，有它的客觀原因。因為上海的工作條件十分困難，問題由來已久�！�

“菜籃子”

為官之道，先存百姓；執(zhí)政之要，合乎民心。

為官一方，朱镕基深諳其中的道理�！安嘶@子”、交通、住房是朱镕基在上海執(zhí)政貫穿始終的三件主要民心工程。

朱镕基有一句常常掛在嘴邊的話：“菜籃子”滿，上海的形勢就好；不滿，形勢就不好。老百姓的“菜籃子”里拎的是民心。

1988年6月21日，在北京開會的朱镕基看到《解放日報》上有一篇報道農民賣菜難的文章后，立即打電話回上海，責成有關部門立即給予解決。

上海的蔬菜供應問題決非一日之寒。1989年12月到1990年3月，整整3個月的時間，朱镕基親自跑到金山、川沙、嘉定三個縣的農村蹲點，下決心研究解決城市蔬菜供應的問題，同時也自稱補上不熟悉農業(yè)問題的課。

市長跑到了農村，而且一泡就是三個月。市里的其他干部也都不敢閑著，紛紛聯(lián)系地方，下去蹲點。

回來后，朱镕基寫了此次農村之行的調查報告，提出了一攬子解決蔬菜供應以及農業(yè)問題的想法。在他的努力下，到1991年，上海的蔬菜供應品種、價格基本穩(wěn)定了下來。

朱镕基提出“要提高務農農民的政治地位和待遇，給他們以極高的榮譽”。1991年3月18日，在上海這樣一個極度重商的地方，110名農民第一次被政府請進了五星級的錦江飯店，朱镕基給他們頒獎，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到這么高級的地方，親眼看見自己的市長，激動得手足無措。

緩解交通

1989年，朱镕基將整頓交通放在12件實事的首位，他說，“市內交通緊張已經成為上海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

在一次市人大會議上，市總工會副主席蔣明道說：如果開展世界“擠車大獎賽”，上海人可穩(wěn)拿冠軍。

1991年4月份，帶領上海代表團出訪德國的朱镕基介紹說，“上海人多，房子擠，連上公共汽車，每一平方米要站十多個人，幸好，上海人的肚子沒有你們的大�！�

話說起來幽默，但在具體執(zhí)行時，卻繁復瑣碎，阻力重重。

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小組會上，對交通問題，他講到：拿上海整頓秩序混亂的出租汽車業(yè)來說，剛開始時，要吊銷4個亂收費司機的執(zhí)照，就是難落實。這怎么行呢？我問3家主管部門負責人，卡在哪里？明天一定要吊銷這4個人的執(zhí)照，并要見報。誰想不通，到我這講道理�，F(xiàn)在已吊銷100多個執(zhí)照，漫天要價的情況有所收斂。

他還舉了另一個例子：最近報載，一公共汽車售票員毆打孕婦。我看了報紙，批了“害群之馬，開除”。但公交部門卻打報告“解釋”，建議作“停發(fā)三個月獎金”處理，還說“請朱市長決定”�，F(xiàn)在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層層開脫，不肯得罪人。

他還讓市里的官員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談如何解決交通的問題，同時接受市民的質詢和建議。

在多方努力下，不久上海的這一老大難問題終于得到緩解。

引入“公積金制度”

最令朱镕基頭疼的可能還是上海居民的住房問題。

當時上海市居民住房的緊張程度已經引發(fā)了空前的社會矛盾，“螺螄殼里做道場”，這句非常形象的比喻至今還在市民口中聽到：一家?guī)状鷶D在幾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比比皆是。

1985年，全國住房困難戶平均26.5%，上海卻近50%。全市180萬戶家庭中，人均居住面積2平方米以下的近27萬戶，無房可住的近2萬戶。

1990年3月，原上海市建委副主任葉伯初被朱镕基調去搞住房改革。他當初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路子怎么走？此前房改始終沒有一個明朗的思路。

全國都沒有什么有效的辦法。有人提出提高房租，煙臺、蚌埠都開始搞，但走不通。因為提高房租，增加了住房開支，當時本來就是低工資，老百姓沒有支付能力。又有人提出將公房低價賣給住房者，政府可以拋開房屋維修保養(yǎng)的包袱。但也不行，不管怎么低價，老百姓還是沒有承受能力。核心問題是老百姓沒有支付能力。

朱镕基最終肯定了“公積金制度”的方案，在建立公積金制度的同時，提高房租(政府發(fā)補貼)，低價將公房賣給住房者。除此之外，他提議成立了住房委員會，負責管理、推動住房改革工作。

而且，住房委員會不完全由政府官員組成，還必須吸收民間人士參與。

理由是：房改涉及千家萬戶民眾切身利益，應該有民間代表參與，這樣才能兼顧各方利益，也容易聽到民間的意見。

在葉伯初的印象中，朱镕基對此項工作大刀闊斧，卻又細致入微，有時候休息時想到一些建議，立即打電話讓他考慮。

比如上海住房改革的思路包括：推行公積金；提租發(fā)補貼；買房給優(yōu)惠；分房買債券；建立房委會。

其中，“分房買債券”這句話就是朱镕基忽然想到，馬上打電話給葉伯初說的。

“菜籃子”、交通、住房三件事構成了朱镕基擔任上海市市長期間為民做實事的“老三件”。直到1991年，朱镕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依然堅持強調要用3年時間繼續(xù)辦好交通、住房、菜籃子三件大事。有人統(tǒng)計過，朱镕基在任期間，每年在報紙上公布和解決的實事累計超過40件，每年的人大會上，當他告訴人大代表，去年的實事工程已經得到了落實時，都會迎來代表們的一片掌聲。

“他的最大特色就是心中永遠裝著老百姓，說的也是為老百姓所說的話，從不打草稿�！庇阡粽f，“第二個特點就是雷厲風行，發(fā)現(xiàn)有什么問題一定要努力解決，絕不放棄，而且一定要抓出效果。”

朱镕基上海鐵腕治吏:腐敗分子的閻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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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48　

“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鐵腕”，朱镕基對上海506名局級干部說。受到朱镕基訓斥的干部越來越多。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這個新市長了解的情況比這些部門主管還多，弄得他們很緊張。

市民的火氣

上海普通百姓更關注的是官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風。

在一封信中一位市民這樣寫道，“機關作風拖拉是致命傷�，F(xiàn)在我們工作中，設想都很好。但這些設想誰去實現(xiàn)？為什么都不落實？檢查時也不知是誰的責任。這樣長期下去，難免惡性循環(huán)。”

一位政府官員形容當時上海的社會現(xiàn)狀是“市民火氣很大”。

1988年4月30日晚，上海電視臺播出了朱镕基當選上海市市長之后的第一次講話，在熒屏上，朱镕基說，解決上海的問題“會白頭發(fā)很多”，在講話中，他提得最多的還是政府的“高效廉潔”。

朱镕基說：“我有缺點，缺點就是對干部批評太嚴厲�！敝扉F基的電視講話播出后，在市民當中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市長辦公室每天收到市民直接寫給朱镕基市長的信達140封以上。

上海媒體曾經公布了部分信件的內容，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朱镕基的這次公開講話贏得了不少市民的信任。

一位市民說，“上海急需建立一種信任感。我看了您還未當市長時的一次亮相，一次包括您的經歷的‘立體演說’。我感覺效果特好�！�

一個中學生說，“新當選的上海市長，你說話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

要是我是代表，我也會選你一票……”

但上海市民更實際，他們看多了夸夸其談式的干部，也習慣性地保持著“警惕”。他們寫信給朱镕基：“不是我打消您的士氣，剎住吃喝風、受禮風，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您能扭轉這種場面嗎？您能重新恢復上海蓬勃向上的面目嗎？”

放權力，明職責

上海話中，朱镕基的名字發(fā)音與“雄雞”相同，有上海市民小聲議論，看看新市長怎樣“雄雞一唱天下聞”。

朱镕基透露過他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設想：“市政府要下放權力。光靠一個市長，幾個副市長是管不好城市的。我希望12個區(qū)的區(qū)長，能成為12個‘市長’�！�

張正奎，徐匯區(qū)原區(qū)長，回憶起十幾年前與朱镕基共事時的往事：朱镕基決定改革上海的市政府一級管理體制，市級部門委辦局的權力要下放，實行兩級管理，市管大的，區(qū)管小的。

當時，徐匯區(qū)集中了市政府各部委辦局許多機構和宿舍，官員們意見最大、最多的便是居住環(huán)境衛(wèi)生狀況差。也因為這個原因，每次市里開會時，張正奎總是不愿早去。

在一次會議上，朱镕基對張正奎說，“老張，市政府門口的兩條路就在你徐匯區(qū)，你能不能將那里先弄干凈？”

張正奎發(fā)牢騷：“這可不只是區(qū)里該管的事情啊，按理應該市容局分管。但徐匯區(qū)54平方公里，要一個地方管，實在管不過來。老百姓區(qū)長市長一塊罵。要把管理權下分。”

市容局表示原則上同意，但不同意將垃圾車下放到區(qū)里。

設備不下放，治理幾乎是一句空話，張正奎極力爭取。這次，市容局表示堅決不同意，理由是：“設備到了街道，沒有幾天就要被搞壞�！�

兩方爭執(zhí)不下，朱镕基笑著插話：“能不能先試幾個街道？張正奎有勇氣，就讓他試一下，一個區(qū)亂不了上海�！�

通過這次放權后，徐匯區(qū)的環(huán)境質量果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由簡單到復雜，朱镕基一步步地推行著政府的兩級分權。行政和社會事務，市分權給區(qū)；經濟上，委辦局分權給企業(yè)，政企分開。

財權下放

楊浦區(qū)委書記顧燈曾向市政府抱怨：區(qū)級以下醫(yī)院的工作責任在區(qū)，但連街道醫(yī)院的危房翻建卻要市里審批；零星危房改造的任務在區(qū)，新建5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要市里層層轉批……

其結果，想做一件好事要磨上兩三年嘴皮，甚至更長。更令人沮喪的是，有時從區(qū)長到有關工作人員為一個建設項目忙碌一年半載，做好了各種準備，市里一個聯(lián)絡員只要說個不字，便竹籃打水一場空。

買醋的錢不能買醬油，買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這是對當時上海市區(qū)兩級政府在財政上的關系最貼切不過的比喻。

1988年，上海市終于向中央爭取到一定的自主政策：全市每年上繳中央財政105個億，其余的歸自己。

朱镕基借這個機會，不失時機地將財權下放，并給了各區(qū)四句話，“核定收支，包干上交，增收分成，一定五年�！�

以徐匯區(qū)為例，核定的財政收入是2.1億，交1.5億，區(qū)里留6000萬，超過部分二八分成，區(qū)里可以拿大頭。

在這種政策激勵下，各區(qū)的工作積極性大大提高。當年，徐匯區(qū)財政收入超了2000萬，按政策區(qū)里可以拿到1600萬。

可這筆錢怎么花？張正奎不敢自作主張，就向朱市長請示。

朱镕基手一揮說，“這個我不管，但一不要發(fā)獎金，二不許蓋辦公樓。

”

張正奎就此定出了四條政策：第一，給企業(yè)放權，免去一些財政任務，讓企業(yè)喘口氣，有能力擴大再生產。第二，將錢用于基礎教育，教育支出一下子增長了34%，穩(wěn)定住了教師隊伍。第三，投入城市養(yǎng)護。第四，把一部分錢給了急需用錢的街道辦事處。

后來，朱镕基到徐匯區(qū)視察時聽取了張正奎的有關匯報后說，“你們區(qū)里的錢比市里用得好，知道怎么花，刀刃在哪，我給市里一些部門的錢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在面臨巨大困難的情況下，因為采取了得力的財政和公共政策，當年上海全市國民生產總值仍完成61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國民收入完成533億元，比上年增長10.8%。

從嚴執(zhí)政

1988年6月，朱镕基在一次會上動情地提到了3000多封寫給他的人民來信，并送給參會的正局級干部三句話：一、要解放思想，投身實踐，做敢冒風險的改革者；二、要為政清廉，辦事高效，做問心無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權力，深入基層，加強監(jiān)督，善于協(xié)調，做解決實際問題的能手。

他說：“局級以上的干部如果做不到，怎么去要求處一級干部，要求一般的工作人員？只要我能做到，我相信局級以上的干部也一定能做到�！�

在朱镕基的提議下，上海市實施了建國以來一次從未有過的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60位委辦局主任、局長的任命由他親自提名，并在市人大常委會上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

之后，這些局長還要接受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當面質詢，并由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得到任命的局長們詢問上任后的施政方略，認可后再頌發(fā)任命書。

此舉切斷了許多“混混干部”的得過且過，尸位素餐的“等、靠、要”幻想。

鐵腕治吏

那些被委以重任的局長們很快就領教到了朱镕基的嚴厲。

上海的一位中高級干部回憶說，“在朱镕基擔任上海市市長期間，沒被他訓斥過的中層干部幾乎沒有幾個。”

在一次會議上，他讓建委的同志匯報一下情況。那位領導可能是沒有準備好，一時語塞。

“你給我走，回去準備，下次再來。”朱镕基生氣了。被訓斥的干部開始覺得這可能是他一時的氣話，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打算坐下。

“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準備，你這就給我出去！”朱镕基厲聲說道。

在眾人吃驚的表情中，那位大小也是個局級干部的官員紅著臉離開了會場。

受過朱镕基訓斥的干部越來越多。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這個新市長了解的情況比他們這些部門主管還要多，幾個問題一問，如果沒有好好準備，馬腳就露出來了。

這讓官員們對這位市長既佩服，又害怕。官員們起初不適應這種開會氛圍。于是每逢市里開會，前幾排座位總是空的。參加會議的官員都搶著往會議室后排的椅子上坐，因為越靠近朱镕基，被他提問的幾率就越大。

在一次會議上，朱镕基說：“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鐵腕。沒有這種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

諸后仁說，雖然朱镕基對下屬的要求很嚴，市政府有些官員很怕他，但區(qū)政府的官員不怕，“因為我們長期在基層工作，與人民群眾接觸較多，關系密切，因而在開會時即使問再多的問題，也不會被問題‘將’住。”

1989年5月份，汛期將至，朱镕基對當時上海的防汛設施十分牽掛。龍華機場邊上有一條機場河，因為河道兩旁的違章搭建很多，對泄洪的壓力很大。

他打電話給徐匯區(qū)區(qū)長張正奎，問他能否在汛期前將這些違章建筑清理掉。

張正奎說，“有些我可以保證拆掉，但河道上許多倉庫是市里的委辦局搭建的，我無能為力。”

“那這些你給我個名單，我來想辦法。”朱镕基說。5月17日，朱镕基帶著市里相關單位的負責人，來到河邊現(xiàn)場辦公。

朱镕基指著河道上那些違章搭建說，“依法辦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權力的人！河道是公共的河道，誰也沒有權力搭建！”

接著，他讓在場的官員挨個表態(tài)，有人當場答應拆除，也有人講困難。

“沒有什么困難！一個月內，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來檢查�！�

此時，全國正面臨著非常動蕩的政治形勢，區(qū)里干部問張正奎，“市長應該不會來檢查了吧？拆除違章建筑的事情要不放一放？”

張正奎說，“我知道他的風格，說來就會來的。你們還是繼續(xù)弄�！�

6月17日，一大早，張正奎就坐在辦公室里。果然，秘書很快打來電話說，“市長來了！”見到張正奎，朱镕基的第一句話就是，“老張，走！”

在河邊，當看到還有很多違章建筑沒有拆除時，朱镕基立即將一些局、辦官員叫過來，嚴加訓斥，“再給你們一個月，不然，撤職！”

雷霆萬鈞！官員哪還敢再說一個“不”字。

重典治亂

1990年，上海一個叫“飄”的酒吧因為宰客被兩名新加坡客人投訴到了物價局。兩杯威士忌，兩杯檸檬水，一盤哈密瓜，正常的價格25元，老板卻收了他們755元，此外兩名陪酒女郎要了150元小費。

物價局決定酒吧老板退還顧客800元，并對酒吧罰款2000元。此事后來作為正常的一個工作情況上報給了市里。

朱镕基看到了這份材料，當即批示：“并告物價、工商、公安局，個體戶和陪酒女郎的處罰太輕了，這樣下去社會風氣好不了，要罰就罰到他下次不敢再犯�！�

拿到批示，幾個部門商量怎么辦。結果這個酒吧停業(yè)整頓30天，兩名陪酒女郎行政拘留了15天。如此這番，幾個部門依然不敢怠慢，又聯(lián)合多家單位，制定了一個個體酒吧和餐廳的制度，將全市的酒吧和餐廳的老板組織起來，分批辦了學習班。從那以后，上海的酒吧和餐廳的宰客現(xiàn)象得到了根本控制。

做了一年市長后，在一次人大會議上，朱镕基說：去年夏天，上海電冰箱廠著火。我決定免除廠長職務。這下不得了了，議論紛紛。有人說這樣做“太過分”了�；馂谋┞读斯�廠管理問題，幾百萬國家財產燒得精光。我不能讓步。現(xiàn)在這個廠的職工很重視安全。要管好上海，不堅決是站不住的。

他自言當市長最大的體會就是：統(tǒng)一思想，從嚴執(zhí)政。如果和和氣氣，吃吃喝喝，誰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辦不成�，F(xiàn)在我們常常抱怨“大氣候”不好，其實，“大氣候”是“小氣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來從嚴治理“小氣候”，“大氣候”就能改變。當前治理整頓需要我們從嚴執(zhí)政，令出法隨，不能講一套，做又是另一套，必須扎扎實實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沒用。

管住當官的嘴

群眾對官員大吃大喝反映強烈。朱镕基率先制定了“四菜一湯”制，帶頭履行。

一位官員回憶：一次，市里在虹口區(qū)開會，由于參加會議的人員比較多，虹口區(qū)的區(qū)長就在政府隔壁的賓館里借了個會議室。朱镕基的車到了區(qū)政府的門口，司機問會在哪開，值班的回答說，在隔壁賓館。

朱镕基于是徑直來到了賓館門口，對著迎上來的人說，“回去告訴你們區(qū)長，我是來開會的，不是來吃飯的！”然后扭頭就上車打道回府。

這可急壞了那位守在門口的工作人員，忙跑去告訴區(qū)長，區(qū)長心知市長搞錯了，以為把他叫到賓館來吃飯了，于是趕緊打電話進行解釋。

“哦，是這樣啊，那是我搞錯了，我向你道歉，馬上回來�！敝扉F基接到電話后，這才調頭回來開會。

朱镕基執(zhí)行“四菜一湯”出了名，鄧偉志回憶：一次在閔行，朱镕基因為忙，遲遲未來吃晚飯。大師傅已做好了四菜一湯。接待員便讓他回家了。

可朱镕基因吃飯晚了，肚子太餓，四菜一湯沒吃飽，便問：“還有飯嗎？”答：“沒有了�！�

朱镕基笑笑：“算了！”

“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

朱镕基曾經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告訴下屬官員：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則明，廉則威。

他為自己“約法三章”：不題詞，不剪彩，不批條子。數(shù)年中，從未有人見其破例(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及國家會計學院題詞算是特例)。

朱镕基同時決定向公眾敞開言路，市檢察院及下屬12個區(qū)、10個縣建立控告、檢舉貪污、受賄罪案接待室。市民可以通過電話、信函、口述等方式檢舉官員，只要不是有意誣陷，錯告、控告檢舉失實的，言者無罪。

一時間，各種檢舉信和電話雪片般向有關部門飛去。

一名副縣長，被查明侵占集體財物2500多元，收受外商貴重高級打火機1只、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以及有關單位送的高檔禮品；

另一位副縣長在裝飾住房時，利用職權侵占集體財物3000多元；

……

舉報被查實后，那些平日里耀武揚威的腐敗官員撤職的撤職，入獄的入獄。媒體對此不斷公布，百姓無不拍手稱快。

僅1988年一年，報請查處的委辦局干部達29名，上海出現(xiàn)了多年未見的貪官前往自首的情形。市監(jiān)察局在次年公布了一組數(shù)字：全市各級干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額達58萬余元；上交禮品共有24613人次，折合人民幣達123萬余元；違反規(guī)定責令補交、償付費用的585人次，金額16萬余元……通報批評的有52人次，給予行政處分的有400余人。

“給我留一口棺材”

高壓反貪一直在上海持續(xù)了多年，其中的壓力很少有人能夠體會到。在1990年的一次會議上，市政府一名領導對吳德讓說，“你們遇到的困難、受到的委屈，黨和政府是理解的�！逼渲械纳钜獠谎宰悦鳌Ｖ钡酵诵莺�，這位曾經為上海的反腐工作不遺余力的干部依舊深居簡出。

朱镕基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說“給我留一口棺材”。

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鄧偉志說，這說明：朱镕基決心大，破釜沉舟，同時他知道反腐的人沒好下場。在大面積腐敗的情況下，有人反反腐。反腐者有被反掉之可能。

這位在上海多次耳聞目睹了朱镕基所言所行的官員給朱镕基的評價是：

“清官，腐敗分子的閻王爺。”

1989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我們清醒地看到，吃喝受禮，以權謀私的現(xiàn)象依然存在，在群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我們決心對腐敗現(xiàn)象作堅決的、不懈的斗爭！”

全場熱烈鼓掌。

朱镕基接著又說：完善人民群眾的信訪和舉報制度，依靠群眾監(jiān)督；支持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jiān)督。

全場再次熱烈鼓掌。

布衣市長:從不刻意掩飾感情 是人性化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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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50　

朱镕基平素對下屬要求很嚴格，實際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軟。他有常人的喜怒哀歡，從不刻意掩飾自己的感情，是一個充滿人性化的政治家。

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作為市長，朱镕基對屬下官員管理過于嚴格，多少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但熟悉他的人則稱，那只是他對待工作的態(tài)度，在日常生活中，他其實是一位慈祥的長者。

剛來上海的時候，朱镕基打破常規(guī)，向屬下公布家庭電話號碼，讓秘書傳達給大家后，他還不放心，再三詢問，“我家的電話，你們知不知道？我再說一遍……你們有什么事情，隨時給我打，我不嫌電話多。”

即使如此，下屬也還是不敢輕易往他家里打電話，倒是他一想起什么事情來，常常忘了時間在深夜，打電話給他們。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原行長龔浩成習慣早睡早起，但一個月總有那么一兩次要被朱镕基的電話從被窩里拉起來。

有一次，龔浩成睡熟了，電話鈴又響了起來。龔浩成的愛人去接電話。

“喂，龔浩成在家嗎？”

“你是什么人啊？”龔浩成的愛人問。

“我是朱镕基。”

“什么時候了？這么晚還打電話來！”隨丈夫從北京調過來不久，龔浩成的愛人并沒有聽出電話那頭的人的身份。

“哦，那對不起�！敝扉F基擱下了電話。

第二天上午，她告訴龔浩成，昨天夜里有個叫“朱镕基”的人打來電話。

“是嗎？那你為什么不叫醒我？那是我們的市長啊�！崩掀畔±锖�涂把市長給擋回去了，雖然知道朱镕基不會為這樣的一點事情計較，但龔浩成還是有點哭笑不得。

對于學者型的官員，朱镕基向來很尊重。

1988年上海市九屆人大會議期間，朱镕基與教育界代表一起座談。著名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時任人大教科文衛(wèi)委員會副主任的于漪委員發(fā)言說，上海中小學基礎教育很困難，很多中小學校舍破舊落后，師資不穩(wěn)定，政府應該追加投資或增加財政預算。

講到這里，于漪不客氣地說，“落實這個問題，我們不僅要看說功，唱功，關鍵要看做功。”新當選的市長朱镕基邊聽邊記，聽到這里，插了一句話，“我的唱功可不行啊�！�

“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庇阡粽f，但當年教育方面的財政預算確實增加了，教育附加費也增加了一些，這些措施很得民心。

寶鋼有個名叫曾樂的電焊工，技術十分了得，外號“焊神”。他的技術幫助解決了諸多市政工程中的難題。1990年代初，這名工人得了肝病，后被懷疑為肝癌。朱镕基得知后，批示讓衛(wèi)生局長親自到醫(yī)院去，并讓在上海的院士和所有的肝病專家都集中起來為這名工人會診。

朱镕基有一個業(yè)余愛好，拉京胡，唱上一段京戲。民進中央副主席鄧偉志說，有一年春節(jié)，他同我們一二十人一起聯(lián)歡。我們帶夫人，他帶小孫子，又唱又拉，自拉自唱，如同一個普通人家的爺孫倆享受天倫。

周瑞金說，朱镕基平素對下屬要求很嚴格，一開會，干部就緊張，一些副市長也一樣。實際上他心地很善良，心很軟。他有大國政治家的風度，講話充滿政治智慧，又不失幽默。西方政客都有人格面具，他沒有，在他身上有常人的喜怒哀樂，從不刻意掩飾自己的感情，是一個充滿人性化的政治家。

魅力市長:妙語連珠 對"外"從不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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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52　

有評論家認為，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長的三年時間內，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將上海市市長的形象進一步提升，更加符合“國際化”的標準，這無疑增加了他以后在中國政壇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上海歷來受國際關注，浦東開發(fā)開放后更是如此。上海給了朱镕基許多出現(xiàn)在外國各界人士面前的機會。最為成功、最讓朱镕基的形象為海外關注的是1990年3月16日舉行的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yè)家咨詢會議。

1989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決定創(chuàng)建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yè)家咨詢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它的宗旨主要是向市長提供有助于提高上海經濟發(fā)展水平、加速上海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信息與建議。

據浦東史料征集辦公室的資料，為開好這次會議，朱镕基出面邀請了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等10個國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業(yè)家，并特別邀請美國國際集團公司董事長莫里斯·格林伯格擔任會議主席。

1990年時，由于受“六四”風波影響，許多原定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性會議被迫取消或推遲，但上海首次市長咨詢會議仍在當年3月16日順利舉行。

許多國際企業(yè)家都被朱镕基的魅力所折服，包括格林伯格。這次咨詢會后，格林伯格不但沒有撤資反而作出加大對華投資的決定。而且，他和朱镕基的友誼從此保持著。

1990年代以來，當中國在為加入WTO幾經挫折的時候，格林伯格四處發(fā)表演講，倡議美國政府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并多方敦促政府盡快完成與中國的入世談判。

市長咨詢會議的功能當年就見效了。

1990年10月，上海召開國際金融研討會，這是在3月份市長咨詢會議上諸多國際知名企業(yè)家建議的基礎上舉行的。國際工商界與中國金融界人士共200多人出席了研討會。

這是國際金融界和中國金融界自“六四”風波以后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聚會，影響頗深。

之后，上海金融市場逐步開放并日趨活躍。

朱镕基對“外”是從不遮“丑”的，這或許有助于他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早在1990年5月初，浦東開發(fā)辦成立后的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他當著眾多中外記者的面談上海投資軟環(huán)境的不足。他說，這方面我們還有不夠理想的地方，官僚主義，效率不高，互相扯皮。有些外國企業(yè)不愿意到上海來洽談投資，因為我們有一個弱點，往往是“見小忘大”，對眼前的利益斤斤計較，而對長遠和全局的利益考慮太少，因此失去了很多機會。

浦東開發(fā)辦原負責人、剛卸任的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沙麟說了一件舊事。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浦東開發(fā)辦公室和上海市浦東開發(fā)規(guī)劃設計院正式掛牌，辦公樓是浦東文化館的一幢兩層的舊式樓房改造的，下層是倉庫，陰暗、潮濕，散發(fā)著陣陣霉味。那天朱镕基也到場參加揭牌儀式。為了“遮丑”，沙麟他們把下層過道用一塊門板擋住。朱镕基看到門板很奇怪，就問里面是什么，沙麟說是雜物，霉味太重，所以要擋一擋。朱镕基推開門板向里看了一眼，指著黑洞洞的過道說：“不要用門板擋住過道，要讓來開發(fā)辦的人看一看，我們浦東開發(fā)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開始的。”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也在出訪過程中得到充分展示。

1991年4月，朱镕基最后一次代表上海出訪西歐各國28天，途中他被中央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歐洲華人學會理事長、德國漢堡大學教授關愚謙曾寫過一篇《朱镕基在漢堡印象記》，發(fā)表于1991年5月4日的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上。該文記錄著朱镕基在海外的影響。

關愚謙寫道：“不管怎樣，朱镕基這次被任命為副總理，在國外的報紙上，普遍受歡迎并對他寄以很大希望，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他說話幽默，妙語連珠，但又不失分寸，甚獲德國人士的贊賞。

德商俾斯麥先生(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俾斯麥的后裔)對我說：像這樣輕松、有生氣又有實質性的談話，我們已經久違了。”

……“他后面的譯員實際上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因為他完全可以用英語和德國各界人士交談，而在德國的所謂白領社會，用英文已是極普遍的事。

漢堡市長佛協(xié)勞博士今日顯得特別殷勤，不離左右�！�

……“他在回答人們提出的問題時，一點也不避開上海在開發(fā)浦東地區(qū)遇到的資金少、黃浦江河道淺等等困難，同時又提出了今后克服這些困難的信心，很有說服力。

“朱镕基還很幽默：我們歡迎德國的朋友趕快到上海去。如果你們還想看上海的落后的東西的話，趕快去，不然，五年十年以后，你們想看也看不到了(全體大笑)�！�(資料支持：實習生沈曉瑾)

朱镕基浦東拓殖:12年走過發(fā)達國家100年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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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57　

1990年5月，在首次浦東開發(fā)開放新聞發(fā)布會上，英國路透社的一位記者突然向上海市市長朱镕基發(fā)難：我個人認為中國在退步，浦東的開發(fā)開放能行嗎？

當時的浦東沒有輝煌的事實可以反駁這個質疑。

12年后，在中共十六大前夕，當這位路透社的記者再次站在浦東時，他被浦東的現(xiàn)實震撼了。他在自己的通訊中發(fā)出驚嘆：上�！�—讓世界羨慕不已的城市！

僅僅12年多，浦東就走過了相當于西方發(fā)達國家100多年、新興工業(yè)化國家30多年的歷程。

浦東這塊10多年前的油菜水稻田如今高樓林立，一批批“國際社區(qū)”結鄰而居，數(shù)以千計的外籍家庭把這塊曾經被忽視的田地當成了自己美好的家園和創(chuàng)業(yè)基地。

開放信號

開發(fā)浦東是改造上海、振興上海的人心所向。

1980年代初，《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條新聞《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shù)第一說明了什么？》，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上海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滯后的窘境：上�！安痪拖裰还庀碌安怀允车睦夏鸽u嘛；工業(yè)總產值全國第一、勞動生產率第一、上繳國家稅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積全國倒數(shù)第一、人均居住面積倒數(shù)第一、三廢污染倒數(shù)第一……”

可謂一石激浪，該報道在上海引起強烈反響，上到政府高層下到普通市民對改造上海、振興上海的呼聲越來越高。

而振興上海的最好途徑莫過于開發(fā)浦東。當時上海官方和經濟理論界普遍認為：開發(fā)浦東至少有兩方面意義，一可為上海城市建設探索新路，以老區(qū)帶動新區(qū)開發(fā)，以新區(qū)帶動老區(qū)改造；二可作為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變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與世界經濟“接軌”。

小平同志也非常支持浦東開發(fā)。1991年年初他在上海過春節(jié)時，曾談到浦東開發(fā)問題，他說：“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設經濟特區(qū)，現(xiàn)在就不是這個樣子。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qū)那樣，早幾年開發(fā)就好了�！�

1988年朱镕基當選上海市市長后，在前屆政府的基礎上，繼續(xù)籌劃開發(fā)開放浦東，并積極向黨中央國務院爭取。

1990年4月18日，浦東開發(fā)開放終于正式啟動。

在宣布開發(fā)浦東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英國記者問朱镕基：“在海外，浦東的開發(fā)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聯(lián)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離開上海，這個局面將會怎么樣？”

朱镕基回答說：“我認為浦東開發(fā)不是與我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戰(zhàn)略決策，不管誰在上海當領導，這個決策都是一定要實現(xiàn)的�！�

朱镕基在許多場合都在為開發(fā)浦東積極造勢。

1990年3月1日，他在第八屆上海對外經貿洽談會開幕式上向外界透露開發(fā)浦東更為明確的態(tài)度：黨中央、國務院支持上海在開發(fā)浦東的過程中采取更加大膽的開放政策。

可能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開發(fā)開放浦東會產生如此重大的國際影響，甚至改變了西方發(fā)達國家對中國的看法。

在上海市浦東開發(fā)辦公室正式掛牌辦公后不久，1990年7月15日，《紐約時報》以半個版的篇幅發(fā)表新聞通訊——《向世界展示中國仍在大搞經濟》；同年9月11日，《洛杉磯時報》也以《為低迷的上海傾注活力》為題，大幅報道浦東開發(fā)的現(xiàn)實和意義。

在那個時期，西方媒體鮮有以如此大的篇幅正面報道中國。

《向世界展示中國仍在大搞經濟》一文引用一些人評論說：“如果有人可以使這個計劃(指浦東開發(fā))運轉，那就非朱镕基莫屬。他任命的那些技術型政治家們毫不猶豫地支持著他�！�

《為低迷的上海傾注活力》一文中則這樣評價浦東開發(fā)和朱镕基的關系：世人關注浦東，也意味著對中共高級干部素質的考驗�！�…現(xiàn)任的上海市市長，61歲的朱镕基，被一致認為是中國政壇正在升起的一顆明星。浦東的成功將對他的政治事業(yè)提供幫助。

改革典范

開發(fā)浦東，缺少資金是首當其沖的問題。

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專門為浦東開發(fā)籌資做宣傳的新聞發(fā)布會上說，在今后的5到10年內，開發(fā)浦東需要投入幾百億元的資金。

而當時，來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內僅給上海提供65億元資金，而且主要是貸款，大部分資金要靠上海自籌。

因此，外國投資者起著決定性的重要作用。

但當時上海吸引外資的形勢非常嚴峻。在上海搞一個項目，要蓋148個圖章，辦事程序也極不透明，外商反映尤為強烈。國外的企業(yè)家們后來在為上海共謀發(fā)展良策時也指出，影響上海吸引外資的障礙，正是一些領域存在的官僚主義、工作效率不高以及腐敗現(xiàn)象。

很快，朱镕基顯示出他的高效、決斷的施政風格。

在新一屆政府第一次常務會議上，朱镕基提出的設立“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的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的建議，作為市政府決定獲得通過。

經本報調查，上海這個為吸引外資而專門設立的直屬省市一級政府領導的行政機構，當時在國內還不曾有過，它的成立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簡化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后來，上海的這個“創(chuàng)造”在全國很多地方被廣為應用。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外資工作委員會經過一個月的籌備即開始正式對外辦公。

“但要打開局面相當不容易，朱市長希望的‘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顯然會觸動當時既有的利益格局�！比~伯初說。這個76歲的老人1988年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當時他已到了退休年齡，突然被朱镕基調到外資委任委員，分管基礎設施的配套以及投資環(huán)境的硬件配套。

當時包括葉伯初在內的許多官員，思想上都有一個顧慮：你這個機構有這么大的權威性嗎？“一個圖章”能在所有的單位通行無阻嗎？你這個機構人員的素質怎么樣？會不會亂審批？能不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

“朱镕基自有他的辦法，他不僅在思想上做工作，更重要的是在組建過程中巧妙運用了很多科學、周密的方法，從中體現(xiàn)了他的領導智慧�！比~伯初說。

首先，外資委是在原有的體制架構下組建，而不是推倒原有架構。即原來各單位的職權都不動，新機構建立之后，與各部門密切聯(lián)系，幫外商將各方面手續(xù)工作協(xié)調完成后，蓋一個圖章。

其次，團隊組建也非常合理，將各單位原有負責人之一(副主任)叫來做委員，而不是另起爐灶。這些委員身兼兩職：外資委委員、原部門副主任。這樣工作協(xié)調起來自然事半功倍。

另外，為了保證外資委工作人員的素質，約30位具體工作人員也是從相關單位抽調的精兵強將，保證了工作的質量。

《今日上�！冯s志1998年11月的文章評論說，朱镕基想借此樹立上海良好的國際形象意志之堅決，從他為這個委員會配備的強大陣容可見一斑。擔任市長的他親自兼任主任，時任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的黃菊兼任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書長葉龍蜚任常務副主任，再由市計委、市外經貿委、市經委和市建委四大機構分管引資工作的副主任分別任委員。

一種權威由此產生，“所有外商投資項目一經這個委員會拍扳同意，全市所有部門都必須通力合作，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和推進。該機構的功能除了審批、管理以外，還兼具協(xié)調、服務的性質”。

葉伯初說，外資委建立之后的效果是明顯的。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14個小組主動上門聽外商提意見。這是前所未有的。此舉讓所有外商頗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投資信心。

葉伯初認為，外資委設立后的政治效應也是很突出的。“六四”風波后，美國、歐盟等限制企業(yè)到中國大陸投資，幾乎所有的外商大都持觀望態(tài)度，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已經在上海投資的外商幾乎沒有撤走的。就這一點來說，外資委功不可沒。

另據當時國內評選“最佳合資經營企業(yè)”的結果表明，10個當選者中，上海就占了6個。

強將手下無弱兵

浦東開發(fā)辦的骨干基本上是朱镕基親點，而且大部分是技術性或學者型官員。

浦東開發(fā)辦原負責人沙麟說，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長時，可以說是“強將手下無弱兵”，而且他也很愿意讓下屬展示自己的才華。

沙麟回憶，1991年4月朱镕基帶領上海代表團訪問法國時，他只開了個頭，接下來就讓我們演講了。我們都是用英語演講的。這給外國朋友的印象很好：他的手下個個能力很強。他不像有的領導，不喜歡讓下屬出風頭，表現(xiàn)自己的才能。我們看得出來，當時他是那樣的放松，敢于用人。

他說，那次出訪曾經難住了中國幾家媒體駐法國巴黎的記者，因為朱市長常常撇開翻譯，用英語直接與法方人員交談。而且在后來法中協(xié)會舉辦的上海浦東開發(fā)開放報告會上，不僅镕基市長用英語演講，而且上海市外國投資委員會副主任葉龍蜚和我都用英語作報告。這把許多只懂法語不懂英語的駐法記者急壞了。請一個翻譯要每小時150法郎，以至于后來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場面，三四名記者圍著時任上海市教衛(wèi)辦副主任的徐匡迪，請他做同聲翻譯。

后來有媒體的記者留心了一下，發(fā)現(xiàn)朱镕基帶出來的人個個都能講流利的外語，這與過去很多中國代表團所有的人都圍著翻譯轉形成鮮明的對比。

沙麟感嘆，在朱镕基手下工作的心情是興奮而舒暢的，又十分緊張，大家工作的節(jié)奏很快，兢兢業(yè)業(yè)。但他對問題的了解十分深刻，無形中對下屬匯報工作形成了一種心理壓力，大家要準備充分了才敢匯報，不然三問兩問就把你問倒了，官僚主義在他這兒是行不通的。

“他非常愿意傾聽別人的意見。很多人說他厲害，不敢在他面前匯報工作，怕他，為什么呢？因為他掌握的東西比你還多�！鄙橱胝f，“但你甚至可以跟他說‘不’，只要你說得出理由�！�

他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次我們在上�！段膮R報》作了一次有關浦東開發(fā)的座談。第二天他知道了，就在會上說：“你們才做了多少研究啊，就都發(fā)表大塊文章啊？”后來我把有關這次座談資料寄給他，他看看我們準備很充分就不說了。

一位在朱镕基身邊工作過的上海官員這樣評價他：朱市長是“刀子嘴巴菩薩心腸”。

沙麟斷言，他批評了很多人，但從來沒有無緣無故“傷害”過人，他總是為公不為私。

當時，正是朱镕基的嚴厲要求，浦東開發(fā)辦工作人員的精干高效作風名揚海內外，甚至《紐約時報》也撰文贊揚：開發(fā)辦的工作人員全然沒有通常的中國官員那種官僚作風和暮氣沉沉的味道。

國際友好人士評價，朱镕基在上海主政時開始表現(xiàn)出的擴大對外開放的實際行動，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資環(huán)境方面，給浦東開發(fā)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為自己開明的政治形象錦上添花。

"皇甫平"事件破除思想僵滯 支持者正是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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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54　

1991年初，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登一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呼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引發(fā)當時思想理論界激烈交鋒，而其支持者正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镕基。

“辛未羊年，對于上海來說，應當是一個‘改革年’。歷史和現(xiàn)實已經反復證明，‘何以解憂，惟有改革’。改革開放是我們須臾不可分離的法寶，改革開放是上海擺脫困境，求得振興的惟一出路�！�

這是1991年2月15日、農歷大年初一刊登在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頭版評論里的一句話。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其主要作者是時任該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的周瑞金。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篇評論。僅僅半個多月后，系列評論的第二篇《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現(xiàn)在該報第一版；緊接著3月22日、4月22日第三、四篇《擴大開放的意識要強一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zhèn)涞母刹俊贩謩e見諸報端。海內外政治嗅覺敏銳的觀察家們才注意到這組系列評論的作者“皇甫平”這個名字，才真正意識到其中蘊含的價值及分量。

而這組后來被稱為“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作者及組織者正是周瑞金，而支持者正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镕基。

1991年北京的一些報刊仍然在努力鼓動改革開放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氣氛沉悶。而這組評論“從銳意推進改革開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滯’——姓‘社’姓‘資’；從發(fā)展市場經濟，到如何選人用人，形成了一個掀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完整系列”，也打破了思想理論界的沉悶局面。

當1992年2月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fā)表之后，人們才明白，原來他1991年在上海過春節(jié)期間就發(fā)表過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談話。對于姓“社”姓“資”的問題，他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就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毙∑酵�志還特地在上海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fā)的匯報，發(fā)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談話。他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黨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

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旨與小平同志的有關談話其實是一脈相承。

“‘何以解憂，惟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朱镕基同志在傳達貫徹七中全會精神和小平同志視察上海講話時的原話。”時隔12年后的又一個羊年春節(jié)過后，在上海市新華路的寓所內，周瑞金先生回憶當時皇甫平系列評論的組織過程時非�？隙ǖ貙τ浾哒f，“其中‘改革年’的提法，針對的就是有人提出‘質量年’的口號�！�

像一枚石子驟然投入一池清水，這組評論在當時理論界很快引起強烈反響，并引發(fā)了思想理論界的一次交鋒。而且很多人都在猜測議論文章發(fā)表的背景。臺灣《聯(lián)合報》在1991年4月發(fā)表文章，稱這組文章與朱镕基有關。

周瑞金說，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jié)，視察了許多單位，并發(fā)表重要談話，朱镕基同志一直陪在身邊，并親自整理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有關的談話材料雖然傳達的范圍很小，但周瑞金看到并認真領會了其中精神。而且系列評論的最后一篇是在朱镕基上調中央后，才發(fā)表的。

但朱镕基在1991年年初全市干部會議上傳達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周瑞金基本都貫徹到文章中去了。“一是開發(fā)開放浦東，第二就是推進各項改革，稱1991年是‘改革年’；在談到治理經濟環(huán)境中碰到的各種問題時，朱镕基同志說，‘何以解憂，惟有改革�！�這是引用曹孟德的詩句加以改造，所以對他的原話，我印象比較深�！�

周瑞金作為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主管社務、黨務，并分管經濟評論、理論等編務。在對當時的改革形勢作了合理判斷并在充分領會了朱镕基傳達小平同志講話精神的基礎上，他決定發(fā)表一組評論，對改革開放作一番新的鼓動。

在評論的分工方面，周瑞金主要出點子，出思路，具體設計系列文章的各層主旨，并與其他兩人分頭撰寫。

真正引起交鋒的，是第二篇提出要搞市場經濟，因為當時有些人把市場化與私有化看作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要素。上面有人更是指責皇甫平文章影響很壞，把剛剛統(tǒng)一起來的思想搞亂了。這個講話在全市有關干部大會上作了傳達，周瑞金當時面臨著極大的壓力，連到香港履任新職務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1991年4月17日，周瑞金專門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詳細解釋了文章組織及發(fā)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理論界的反應，特別是臺灣報紙利用此事如何歪曲背景，挑撥中央領導關系等。

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審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的內容，只是對文章發(fā)表的程序，事先沒有送審提出了意見，對此周瑞金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

回憶過去，周瑞金說，當時的輿論環(huán)境確實很艱難，甚至已經到國務院工作的朱镕基副總理被某些人暗喻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同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后，云開霧散，局面才開始真正好轉。

副總理時期:"朱老板"是一個真正懂經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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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15　

歷史有大小之分，大歷史是人類的歷程，小歷史是個體的生命歷程。小歷史容易為他人左右，大歷史則如這個詞語的最著名的使用者黃仁宇所言：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也只能在它的運動曲線上施加短期的影響力。

因為現(xiàn)世總比來世實在，所以盡管政治人物大都在意自己在大歷史中的地位，但又往往為小歷史中的名利所累。因此，百般努力試圖贏得小歷史的，往往失去大歷史，此為政客；無私無畏不在乎失去小歷史的，常常在不經意間贏得大歷史，是為政治家。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大變革時期，一是戰(zhàn)國至秦漢，二是三國至隋唐，第三次開始于1840年，何時完畢尚難預料，但是可以肯定：那將是一個連小歷史也不容易為他人左右的中國。

相對于平穩(wěn)時期，大變革時期的政治人物有條件對歷史的運動曲線施加更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政客式的，還是政治家式的，則只有書寫大歷史的后人方可定論。

中共第三代執(zhí)政集體主要成員之一的朱镕基，正是中國這樣大變革時期的政府首腦。近十二三年，中國大地展開了加速市場化的雄壯戲劇———開放到加入WTO、改革到破冰攻堅、發(fā)展到國力空前———而這幕雄壯戲劇的主角之一，也正是從副總理到總理的朱镕基。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無一例外都是這出戲劇的參與者。我們共同選擇了不歸之路，漸行漸遠，尋找并邁上通往天堂之門的正確路向。

□特約撰稿凌志軍□本報駐京記者馬克鄧科

1989年到1991年，古老的中國在她的變革路上絆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跟頭，但是很快，88歲的鄧小平把她扶了起來，并且給她的幾個領路人指了指方向。幾個月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0月19日，鄧小平出現(xiàn)在十四大的閉幕式上，他的身后跟著政治局新當選的7位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huán)、朱镕基、劉華清、胡錦濤。

朱镕基十四大之前僅是中央候補委員，但是大多數(shù)黨代表對他出現(xiàn)在常委行列中并不感到吃驚，因為現(xiàn)在又回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而軌道的設計者鄧小平對朱镕基有過這樣的高度評價：“我們黨選干部不光要政治可靠，還要懂經濟。我黨高級干部中懂經濟的不多，朱镕基是一個真正懂經濟的。”

連續(xù)兩年4%左右的GDP低增長之后，盡管高層的提法還是“保4爭5”，但1991年的中國經濟已經有點按捺不住了，當年的增長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達到9.2%�！澳戏街v話”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猶如一個餓了幾頓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中國人熱血沸騰，GDP增幅飛漲到14.2%，官員們的審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處都是新開工的項目，到處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銀行的資金嘩嘩地往外流，全然不顧收不收得回來。國務院在這一年的投資預算是8000億，數(shù)目空前，但是實際上投出去11829億。

進入1993年，大家的情緒更加高漲，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開業(yè)，每周有140家老工廠改頭換面成了股份企業(yè)；全國都在爭建特區(qū)趕超深圳，中央政府批準了119個經濟開發(fā)區(qū)，可是實際上開張了8700個開發(fā)區(qū)；1000家房地產公司和10萬建筑工人開進了廣西小城北海，因為人們相信這里將是大西南的出�？冢缓Ｄ鲜〉姆康禺a比北海更熱，因為海南是全國最大的特區(qū)。

地方政府的官員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給錢，他們發(fā)現(xiàn)其實銀行的錢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為每個城市銀行里的官員都是他們任命的，自然惟命是從。

中央銀行對貨幣和信貸的控制不再有效，銀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決了口的洪水一瀉千里。國家統(tǒng)計局1993年4月份的報告說，地方政府的投資比中央政府還要多。

可是中國脆弱的基礎設施和原材料工業(yè)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經濟擴張，飛機票一般人根本買不到，貨運列車每天短缺5萬輛，造成損失11個億，客車則總是超載，每天有80多萬人站在車廂里度日如年；原材料的價格還是雙軌制，但是鋼材水泥的價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漲幾百元，各種“倒爺”又開始漫天飛舞，連大學校園里那些“板材”、“線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著哪兒能搞到貨源和車皮。

很快，1980年代后幾年令人心悸的通貨膨脹卷土重來：1992年末，商品零售價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價指數(shù)漲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漲價最多：糧價上漲了43%；燃料價格上漲69%；建筑材料價格上漲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價格上升了40%，這預示著更猛烈的通貨膨脹將接踵而至。

但是很少有中國的高級官員看出苗頭不對，這也正應了鄧小平一年前的話：“我黨高級干部中懂經濟的不多”。

64歲的副總理朱镕基是看出苗頭不對的高官之一。兩年前，他在上海頂著“姓社姓資”的壓力鼓動加快改革，如今，他決定冒著被指責為拖改革開放后腿的風險給經濟降溫。

當年的4月1日，朱镕基把省長們統(tǒng)統(tǒng)召到中南海，請求大家“積極、正確、全面地領會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機遇，加速發(fā)展，又要注意穩(wěn)妥，避免損失，特別要避免大的損失”。

所有人都能聽出弦外之音，可是地方大員們卻都不買賬，一位省長說，“就全省來看，我們并不熱”；另一位省長接過話頭，“連你們都不熱，我們更不熱”；第三個省長說：“我們只有個別城市的速度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資的進入”；第四個省長顧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說自己“熱”還是“不熱”；第五個省長倒是表了態(tài)，但他的態(tài)度是：“我們才剛剛開始”；第六個省長更加干脆：“我們這里連溫度都沒有。”至于西部地區(qū)的那些省，都說自己被越甩越遠，追還追不及呢！末了，省長們達成共識：1993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要比1992年有更大作為。

顯然，省長們對面前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了解還非常有限，他們沒想到，這位副總理雖然言辭謙虛，但踩剎車的決定早已作出。

這也難怪，朱镕基是個個性十足的人，他頭腦敏捷，行事專斷，疾惡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視強者而同情弱者。1993年他64歲，卻仍能把圓周率背到小數(shù)點后近30位。他還給自己定下“三不”規(guī)矩：不受禮、不剪彩、不題詞。一個外國記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說他不會笑。一個中國記者多次聽了他的講話后，說他有四敢：“敢說，敢干，敢怒，敢愛�！边�有人說他：從“右派到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堅忍不拔之人莫能過也”。

由于李鵬總理病休，江澤民與朱镕基聯(lián)手應對經濟大局就成為1993年夏天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他們也真的想出了種種應急的辦法：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限期收回違章拆借資金；削減基建投資，清理所有在建項目；削減行政費用20%；重新審查開發(fā)區(qū)；停止地方當局向企業(yè)和農民集資；改革外匯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條”支付農民的糧款；停止出臺新的價格改革措施，等等。

6月24日，這些辦法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lián)合頒發(fā)全國執(zhí)行，成為震撼全國的“十六條”。這還不算，副總理又接連發(fā)出了7個指示，把國務院的10個督察組派到20個省區(qū)(后來又增加了7個省)�！岸讲臁钡囊馑�，就是監(jiān)督和檢察，其成員不僅僅來自中央政府的經濟部門，也包括專司人事和黨紀的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此同時，上下輿論一致呼吁，局部服從整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保證中央政府政令暢行。這種將經濟與黨紀聯(lián)系在一起的辦法，讓那些地方的官員不敢放膽胡來。

真正富有“朱镕基特色”的一幕，是他強力收縮銀根，迫使那些為所欲為的銀行回收貸款，這是對從中央到地方、從單位到個人的投資沖動的釜底抽薪。

經濟過熱的直接誘因是投資過度，投資過度是因為金融失序，到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亂達到了頂點，下面幾個例子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一個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萬元，在銀行透支1000萬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縱股價牟取暴利的“蘇三山”事件；中國農業(yè)銀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億美元交給了兩個在紐約注冊公司的騙子；一個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資10億，自己貪污200萬。

銀行是中央垂直領導，一向是聽話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國務院接連7次發(fā)文，結果全然無用。

7月，朱镕基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在人總行約法三章：一、清理違章拆借；二、不得競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貸款回扣；三、銀行不得向自辦實體注資，自辦實體和銀行脫鉤。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緊接著召開，朱镕基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身份，命令屬下的行長們在40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坝馄谑詹换貋�，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他伸出手來，點著那些銀行官員的鼻子厲聲說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亂批條子，任人唯親，到處搞關系，把國家財產不當一回事，你還坐在講臺上面作報告，下面能不罵你？更不會照你說的去做。你也不敢處理一個人，就只能搞點福利主義，給大家發(fā)點獎金，形成一種庸俗的機關作風，這要害死人的。

說到最后，他高叫一聲：“同志們”，在聽了那么多刺耳的話以后，大家還能聽到他說“同志”，反倒嚇一跳，誰也不敢走神，就聽他接著說：“我在這里講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絕對不要求大家。如果你們發(fā)現(xiàn)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問題，你們可以檢舉、揭發(fā)。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們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則�！�

他停下來，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長們連道別的話也忘了說，忐忑離去。所有銀行里的電話交換臺當即忙得不可開交，鈴聲響個不斷，都是找自己的客戶催著還錢的，仿佛當初忙著往外借錢一樣。營業(yè)廳里又排起長龍，不同的是，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錢的———不是儲蓄就是還債。也有來說情的，要銀行通融，把債務延期，可是銀行這次一點都不講情面，他們說：“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頭砍了�！�

從此以后，朱镕基就被銀行的大小官員叫做“朱老板”了，共產黨的領袖被屬下叫做“老板”，這可是頭一回。

到7月底，拆借的資金收回來332億，還增加了405億的儲蓄，以此為儲備，銀行又可以發(fā)行幾百億元去收購夏糧，國庫券又有人買了，財政部不再厚著臉皮找銀行借錢發(fā)工資了，股市也止跌企穩(wěn)了。報紙上興高采烈地歡呼“宏觀調控初見成效”。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室主任袁鋼明在10年之后評價道：“朱镕基最漂亮的杰作就是1993年開始的宏觀調控，雖局部地區(qū)受了影響，但中國經濟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惡性泡沫。如果不是當時采取斷然措施，中國的損失將是極其慘重的。對于朱的這個功勞，怎么說都不過分�！�

朱镕基的1994改革年:"經濟沙皇"捅了馬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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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17　

這下可是捅了馬蜂窩，雖說改革總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讓強勢階層讓出既得利益又談何容易

“十六條”里有十三條是經濟手段，只有三條是行政手段，因此，本次宏觀調控與過去行政收權式的治理整頓是有本質區(qū)別的，也不會重蹈過去“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覆轍。

這是報紙上對1993年6月下發(fā)的中央六號文件所作的解釋。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沒有手持尚方寶劍的督察組在后面虎視眈眈，如果不是上升到黨紀高度，如果沒有對丟烏紗帽的恐懼，習慣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地方當局和實際上受控于地方大員的銀行系統(tǒng)對六號文件的執(zhí)行就要大打折扣。

中國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懂得西方市場經濟原理的經濟學家此刻向中南海建言：現(xiàn)在的關鍵不是熱與不熱的問題，而是改與不改的問題。他們說，加速發(fā)展首先要加速改革，只講發(fā)展不講改革，肯定要出亂子。他們還說，不能再拖延時間了，只有徹底改革中國的財政、稅收、金融、投資、價格體制，中央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擁有市場經濟下的宏觀調控手段，中國經濟才有可能走出計劃體制下的治亂循環(huán)。

經濟學家的意思很清楚，六號文件無疑是一劑猛藥，但是長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設。

他們把意見告訴了朱镕基�！氨仨毦o緊抓住和十分珍惜當前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朱镕基把手一揚，擰起眉毛說，“堅決推進我們醞釀多年想干而沒有條件干的改革�！边@話要是不加署名，人們會認為是哪位40歲以下以敢言著稱的經濟學家說的，怎么也不會想到竟然出自這個固執(zhí)、強悍，甚至有些專斷的政府的副總理之口。

可是當時這樣說話的人還不只是朱镕基，還有江澤民，還有李鵬，他們連續(xù)發(fā)表加快改革的長篇講話時，黨的另外4位常委也全都在場聆聽，即使在中國這樣充滿了會議和講話的國家，這種局面也是不多見的。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的經濟綱領宣布，要“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新的經濟體制”。

1994年后來被稱為“改革年”。元旦剛過，國務院的高官們就放下架子主動約見記者，黨的宣傳機構則表現(xiàn)出一貫的高效率，大家聽來聽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镕基的“改革新政”內容如下：財稅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企業(y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價體制改革。

這下可是捅了馬蜂窩，雖說改革總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要讓強勢階層讓出既得利益又談何容易。

最難辦的財稅改革，朱镕基要推行的是分稅制，就是把稅源分成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3種，目的是把地方拿大頭、中央拿小頭的財政格局掉個個，而這簡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員的肉。

可是說話口氣有多粗從來都跟腰包有多鼓成正比，不改財稅體制，中央政府就無法主導新經濟體制的建設。經過十幾年的放權讓利，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從1978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慮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央卻沒錢上馬，經濟發(fā)展的瓶頸制約日益凸顯；諸侯經濟的態(tài)勢越來越明顯，各地封鎖市場自造財源，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巨大浪費；富省愈富、窮省愈窮，中央卻無力調劑；公款高消費難以控制，通貨膨脹壓力越來越大……

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里的中堅分子，朱镕基設計一個中央和地方分享權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充當一個調停人。這個調停人強硬而不失靈活，盡管如此，分稅制的確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時間。朱镕基后來回憶說：“實行分稅制，來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談，商量，妥協(xié)，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5斤肉�！�

從那時起，“朱老板”的稱謂就不限于銀行系統(tǒng)了，而另一個為朱所不喜歡的稱謂也不脛而走———“經濟沙皇”。

分稅制是一個討價還價的產物：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可是根據相互間的妥協(xié)，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干返還地方。

分稅制的效果是逐步顯現(xiàn)的，1995年，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穩(wěn)步上升，2001年達到了17.1%。

加強中央政府財力也許是朱镕基最重要的經濟思路，這一思路貫穿了他的副總理和總理任期，使得中央政府辦了大量長期以來應辦想辦但沒錢辦的事情，成效立竿見影。還在他的副總理末期，中國經濟的瓶頸制約已經得到解決，經濟發(fā)展的平臺初步搭成。

1994年的另一個重大舉措是匯率并軌。1994年之前，官方牌價是1美元兌5元多人民幣，但是外匯調劑市場是1比8元多，黑市價更高，在1992、1993年投資高漲時，1比10你都換不到美元。

這就給“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間，1987年的外匯價差是500億，1993年這個數(shù)字可能翻了1倍。

可以想見，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雙軌制，實現(xiàn)匯率并軌的消息引起的震動有多么大，斷了的財路有多么多。

經濟學家吳敬璉1997年回憶道：“那時既得利益者進行廣泛的公關活動，宣傳匯率并軌將引起巨大混亂，甚至導致人民幣崩潰�？墒侵袊�政府頂住了壓力如期實現(xiàn)并軌，雖然由于準備工作不充分而有過短期的小混亂，但是現(xiàn)在人們不得不承認，總的結果是好的�！�

匯率雙軌制的結束減少了經濟運行的中間成本，人民幣從此邁出了按市場定價的腳步，中國的出口則立即受益，外貿在當年就由赤字轉為黑字。

更長遠的影響還在后面。1997年7月，東亞金融危機爆發(fā)，一些國家的經濟遭到摧毀性的破壞，但是中國成功避過風暴。評論者看到的多是中國政府當時的舉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觀調控和1994年的匯率并軌，使中國得以提前補漏，這是中國后來避免危機的兩個決定性因素。

但是也有論者指出匯率并軌的副作用，比如新華社高級記者、經濟學者楊繼繩就始終認為，1994年的通貨膨脹率之所以高達24.1%，人民幣因匯率并軌而大幅貶值是最重要的原因。

1994年的另一項影響全局的改革是銀行改革：目的是讓銀行擺脫地方政府干預，把人民銀行辦成中央銀行、專業(yè)銀行辦成商業(yè)銀行、成立獨立的政策銀行承擔政策性貸款。這項改革之所以緊迫，是因為1980年代以來歷次經濟過熱的資金來源都是銀行貸款，在各級政府的干預下，銀行成了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但是無論政府、企業(yè)還是銀行，都毋需承擔投資失敗的責任，這種體制存在著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

事實上，同時推開的投資體制和計劃體制改革，想解決的正是同一個問題。

至于價格體制改革，則是要完成1988年物價闖關的未竟之業(yè)。如同審批制在2001年，價格雙軌制在1994年已經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憤。統(tǒng)計數(shù)字顯示，1992年僅利率雙軌制一項，就有2200億以上的尋租空間。

朱镕基在1994年的一攬子改革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這是中央的集體決策，不要把功勞掛在某一個人頭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今年76歲的楊啟先回顧說，“但是朱镕基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宏觀調控體制的改革從1980年代就開始醞釀，但是一直沒敢作決策，為什么朱能作決策？

因為他有魄力、他敢于改革。1994年的改革非常關鍵，沒有這次改革就沒有日后軟著陸的成功�！�

朱镕基領中國經濟成功實現(xiàn)軟著陸 政策全面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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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19　

1993年的中國經濟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馬，在興奮劑的作用下拉著一輛大車飛奔，如果不盡快停下來，一旦藥勁過去，就會連馬帶車一起，轟然翻倒。

作為政壇的后起之秀，朱镕基主導中國經濟將近10年，他的經濟政策和他的個性一樣鮮明，也和他的個性一樣褒貶不一。

在他推行的諸多政策中，爭論最多的也許是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爭論最少的，則是他自1993年7月至1996年末帶領中國經濟成功實現(xiàn)軟著陸——

通貨膨脹率從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經濟增長率則只從1..6%回落到9.7%。

那時候美國1990年代的長期繁榮才進行到一半，美國經濟還沒被叫做“新經濟”，而自1970年代以來，凱恩斯理論失靈，高通脹低增長的“滯脹”難題一直困擾各發(fā)達國家的政府首腦。

因此，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在國際上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甚至認為朱镕基應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國內，經濟學界也極少有人對軟著陸提出質疑，而國內經濟學界一直被戲稱為“十個人能提出十一種說法”。

1993年的中國經濟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馬，在興奮劑的作用下拉著一輛大車飛奔，如果不盡快停下來，一旦藥勁過去，就會連馬帶車一起，轟然翻倒。

但是怎么才能既讓這匹瘦馬停下來又不心肌梗塞，國內的領導人并無成功經驗，失敗的教訓卻近在眼前——1988年底開始的“治理整頓”固然讓通貨膨脹率從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經濟增長率也從11.3%跌到了3.8%。

1993年的通貨膨脹率是14.7%，已經向1988年的最高記錄逼近。老百姓則再次萌發(fā)出搶購商品的沖動，貯存美元、黃金和優(yōu)質耐用消費品的現(xiàn)象日益普遍。

剎車在1993年下半年已經狠狠地踩了下去，但是1994年的情況看起來卻更加糟糕，GDP增長率下跌了一個點，通貨膨脹率則上竄了6個多點，達到24.1%，一舉刷新了1988年的記錄。

行政命令的老辦法固然見效快，可是既傷筋動骨又只能收效一時，況且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剛剛宣布了要搞市場經濟。

朱镕基決定當一回探路人，用市場手段調控經濟的探路人。

袁鋼明回顧說：“他總結了80年代經濟大起大落的經驗，力圖既控制住泡沫經濟，又要讓經濟保持足夠的增長，因此軟著陸就成了他明確的方針。

所謂軟著陸，就是經濟不要一下子降下來，調控要逐步進行。1994年的通貨膨脹為什么比1993年還厲害，因為這就是軟著陸的方式，不會立竿見影，通貨膨脹還會延續(xù)一段時間，但是加熱的趨勢已經得到緩解。

“緊縮把投機倒把、房地產泡沫的資金來源徹底斷掉，但是朱镕基對基礎性生產，尤其是貧困地區(qū)西部地區(qū)的正常生產還給予保證。宏觀調控把集中到沿海的過熱過多的資金返流到原來的地方去，這種做法既降低了通貨膨脹，又保持經濟的必要增長�！�

1994年底，朱镕基自己作了一個階段性的回顧：“去年6月中央下發(fā)六號文件，7月開始宏觀調控。首先是整頓金融秩序，過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開始，超出貸款規(guī)模亂拆借的銀行行長一律撤職，結果(亂拆借)一下子就剎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銀根放松了一些，對企業(yè)的流動資金放松了一些，這個放松是大有好處的，否則企業(yè)就沒法繼續(xù)生產，就會大起大落。這說明，中央對宏觀調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處的�！�

1996年12月，袁鋼明的兩個上司、社科院經濟所名譽所長劉國光和現(xiàn)所長劉樹成在人民日報聯(lián)名撰文，總結3年半來的宏觀調控。據說，看到這篇文章后，朱镕基給予了高度評價。

這篇文章把軟著陸的經驗總結為4點：第一，及時削峰，而不是等到經濟擴張到難以為繼的時候才被迫調整。第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適度從緊而不是全面緊縮，在結構上則做到有松有緊，對低水平無效益的企業(yè)緊，對泡沫經濟緊；對高水平高效益企業(yè)松，對國家重點項目松。第三，適時微調，在適度從緊的總原則下，根據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微調和預調。第四，自始至終抓住軟著陸的主線。宏觀調控是以治理通脹為首要任務，還是以加快增長擴大就業(yè)為先，一度是爭論的焦點，黨中央和國務院則明確提出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并且自始至終貫徹了這一任務。

正如這篇文章寫到的那樣，在軟著陸的問題上，經濟學界并非自始至終都在用一個聲音說話。事實上，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經濟學界就明顯地分成了兩個陣營。

袁鋼明回憶說：“當時物價下降和企業(yè)流動資金緊張、投資下滑的情況同時出現(xiàn)，于是經濟學界的分歧開始明顯，以吳敬璉、劉國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繼續(xù)從緊，以厲以寧、董輔為代表的另一批經濟學家則認為經濟已經偏冷，主張放松銀根，還有人提出要擴大基建投資刺激需求。朱镕基當時的看法是還是要防止過熱，他還公開批評過厲以寧，提出要繼續(xù)適度從緊，防止過熱、防止通脹回潮�！�

“從執(zhí)行效果來看，”袁鋼明評論說，“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下半年非常成功，軟著陸的成果有目共睹。當然局部問題也有遺憾，比如糧食問題沒有處理好；財稅制度的改革結果是發(fā)達地區(qū)受益更多，落后地區(qū)財政狀況有所惡化；金融過于集中，金融工具收得太死，民間金融徹底關死了，農村金融明顯矯枉過正，還有就是國有銀行的商業(yè)化改革很正確，但國企改革沒跟上，所以不得不在貸款上對國企開口子，這就使銀行改革打了折扣�！�

1997年，中國的通脹率劇降到0.8%，經濟增長是8.8%，這出乎國內大多數(shù)觀察家的意料。這里有國內經濟政策的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從當年7月份爆發(fā)了席卷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致使中國經濟增長在第四季度突然發(fā)生下滑，也使包括朱镕基在內的國內各界人士全面徹底地重新審視中國經濟的增長環(huán)境和經濟政策。

1998年3月，69歲的朱镕基正式就任國務院總理，幾個月后，中國的經濟政策全面轉向，一個新階段開始了。(本報記者盧嶸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任總理以悲壯開場:"我將鞠躬盡瘁 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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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33　

本屆政府無疑是一屆對改革目標和改革難度有著充分自覺的政府，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還剛剛破題。這一幕雄壯戲劇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們無一例外是參與者。我們共同選擇了這條不歸之路，漸行漸遠，尋找通往天堂之門的正確方向

那一幕戲劇性的場面是如何發(fā)生的呢？

1998年3月，新任總理朱镕基以一臉悲壯開場，此后數(shù)月，這一表情如此顛倒眾生，顛倒全球媒體，乃至香港專欄作者阮次山干脆以夸張的口氣嘆道：“驚為天人”。遺憾的是，此類感嘆暫時遮蔽了一種危險傾向，同時也大大強化了此種危險。

這種危險傾向就是大眾“壯”而不“悲”，朱镕基“悲”而且“壯”，或者說因“悲”而“壯”。對“悲”、“壯”的自行取舍，表明本屆政府對改革的目標與改革的難度有著充分的自覺，而大眾一方面認同改革目標，另一方面卻難以認同——至少是難以體會——改革難度。

這一細節(jié)的自相矛盾之處，并非無關宏旨，而是此后掀起爭論與波瀾——對朱镕基功過得失的評價——的伏筆。這是后話。

比如說，何為“地雷陣”？何為“萬丈深淵”？地雷在哪里？如何引爆？

引爆的后果何在？這一問題如此嚴重，居然被大眾所忽略，居然忽略了朱镕基何以會用《出師表》的風格發(fā)表施政決心：“我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慘烈圖景 朱镕基決心排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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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58　

廣東引爆

1998年11月底，各省部級一把手齊刷刷地來到北京，參加一個罕見的金融研究班，當時的口號叫“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大有大戰(zhàn)在即的氣象。

城門失火，我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在民間，甚至連臭豆腐賣不動了、剃頭拔牙的人少了，都一股腦地歸罪于亞洲金融風暴。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慘烈圖景震驚了我們，也驚醒了我們：我們真的就是那么固若金湯嗎？如果說此前對金融動手還心存疑慮的話，那么1998年舉國上下顯然獲得了共識。

1998年6月21日，海南發(fā)展銀行在島內的141家網點齊齊關閉，宣告沉沒。

以此為發(fā)端，5年里金融圈內幾乎尸橫遍地，家家有份。

屢屢作奸犯科的信托業(yè)被整體性地臉上刻字，而廣東則成為重災區(qū)。

1998年10月6日，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被強行關閉，次年1月10日，宣布申請破產。當天，香港《經濟日報》社論標題一片肅殺氣象：“朱鐵面擊破廣信神話”。

2月4日，26名全球投資基金代表來到廣州，與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岐山——他被外界視為朱镕基決心排雷的先頭兵——討價還價。2月9日，華爾街日報就此發(fā)表評論說，“當金融方程式中移去了道德風險之后，中國的主權信用和整個投資環(huán)境會更加健康�！�

但海外債權人關心的是償還問題。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對此發(fā)表意見：“我想，今后不會有去年的金融機構破產，也許就沒有了。但前提是各個債權銀行不要逼債，不要逼他們提前還貸款；你逼急了，他就只好破產。

如果大家坐下來按照國際慣例談一談，采用資產重組、注資、債權變股權等辦法，這個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你的債務也能得到賠償，他也用不著破產。”

這番話是說給海外投資人聽的。當時輿論普遍認為，本次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它表明中國的金融機構開始遵循市場經濟的鐵律，政府不再對國有金融窗口公司所欠外債承擔無限責任。

在此后的操作中，廣東2000多個早已資不抵債的金融單位及其分支機構悉數(shù)消亡。當時，學界評論說，此舉一方面“實現(xiàn)了金融安全區(qū)的構劃，保住了廣東省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可視為國家信用體系在中國的終結。

作為余震，2002年6月7日，中國經濟開發(fā)信托投資公司被關閉。在業(yè)內，該公司號稱皇子皇孫，隸屬財政部，曾連闖327國債案、長虹配股事件、東方電子事件而大旗不倒，卻不料最終栽倒在銀廣夏財務造假案上。

引爆顯性地雷后，中國金融業(yè)繼續(xù)在“降低風險度”的旗幟下前進，大破而小立。

惜貸拯救不了銀行

不良資產的舊傷如此之深，顯然成為1998年后銀行家們的殷鑒�，F(xiàn)在，他們普遍實施的是放貸責任終身制。也就是說，經手人不論走到天涯海角，也依然難逃職責。

它產生了什么后果呢？一位基層信貸員說：“我可管不了8%，我為你保8%，然后你把我扔到監(jiān)獄嗎？”

銀行內部則流傳著一個笑話，說要警惕“穿高級西裝者、出入大酒店者、帶小蜜者”，因為這類人看起來更像個騙子。

銀行家看所有人都像騙子的時候，他的日子也就好過不到哪里去：銀行總得放貸贏利啊。經濟學家宋國青說得好，銀行“想給身體輸液，卻找不著扎針的地方”。

扎針的地方不多，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個，結果“楊白勞”與“黃世仁”大眼瞪小眼，彼此抱怨。

但學者李揚對此表示欣賞，理由是“銀行承擔不了拯救市場的責任，因為它本身就是被拯救的對象”。

所以銀行家口里喊著“保八”，也是在商言商在先，在商言政在后。

這個現(xiàn)象向好里說，是銀行越來越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銀行了，越來越像一個真正的市場主體了。但是這個越來越像，指的是它的約束機制，問題是，只有約束機制而缺乏激勵機制的市場主體依然值得憂慮。

1.4萬億不良資產懸念

看起來銀行首先面臨的問題還不是激勵機制問題，而是化解巨額的不良資產。

1998年的春天，每天早上大約7點半，國家經貿委的大門邊上就停滿了來自各省市的小轎車。8點到了，他們蜂擁而入，直奔債轉股辦公室。

事情是這樣的。當年4月20日，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正式掛牌，使命是處理中國建設銀行高達2000億的不良資產。此后長城、東方、華融相繼成立，一年后，1.4萬億不良資產易位。四公司“把債權轉股權、企業(yè)重組作為開展資產處置工作的突破口”，所以各地謀求債轉股的就把它們當作突破口。

作為擁有大量低效率國有企業(yè)的轉型經濟國家，中國的銀行重組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單一的銀行重組，而是與企業(yè)重組二合一的“銀企重組”。因此，此次動作就具備了很強的制度意義，被認為是國企改革主戰(zhàn)役。

在學者張春霖看來，如果把“扭虧為盈”作為債轉股的政策目標，又把“債務負擔”作為政策依據，陷阱就產生了。

比如說，一個企業(yè)資產是100萬，負債率是100%，交付利息之前贏利能力是3萬，銀行利率是5%，交付利息后虧損2萬。但是債轉股之后呢？它什么也沒多干，不就贏利3萬了嗎？

因此，張春霖警告說，債轉股戰(zhàn)役由是演變成一出數(shù)額巨大的賬面游戲，多了些“集體債務大逃亡”的道德風險，那么價值又何在呢？

實際上，朱镕基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2001年春，他明確指出：“會不會形成所有欠銀行債務的國有企業(yè)都在等待著債轉股？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批準了4000多億的銀行債務轉為銀行股份�！�

他舉天津無縫鋼管廠為例：“這個項目的建設沒有一塊錢資本金，還不起銀行的債務，不但還不起，連銀行的利息都不可能還。200多億的投資嘛，一年光利息就得付20多億。你不能不救它，因為它的產品是符合國家需要的。

補充資本金財政拿不出錢來，那么就只能把銀行的貸款轉為銀行對于這個無縫鋼管廠的股權……那么這個債轉股以后呢？現(xiàn)在這個天津無縫鋼管廠已經扭虧為盈，很快就會有紅利發(fā)生，這個錢是完全可以收回的。”

專家曹遠征說，資產管理公司實際上就是一個托管機構，它的運作原則就是變現(xiàn)為上，它不是一個盈利主體，它以消滅自己為目標。

它怎么消滅自己呢？就是借助外力，以招標、拍賣等方式引進外國投資者。在巨大的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吸引之下，一些有實力的國際投資者成為資產的大買家。中國不良資產處置的速度因此有望加快。

朱镕基闖兩大雷區(qū):一是國企改革 一是機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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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38　

誰領去年風騷？

這個答案看2002年度CCTV經濟人物評選。

第一個沖上頒獎臺的是一汽集團總經理竺延風，此人年方41歲，人稱“少帥”，委實是號人物。

汽車業(yè)去年出人意料地打了一個翻身仗，第一次超過電子產業(yè)，成為GDP增長的頭號功臣。遙想兩年前汽車業(yè)灰頭土臉的日子，真有河東河西之嘆。

第二個沖上臺的是李毅中，他的頭銜是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總經理，中石化去年最光彩奪目的業(yè)績，一是在爭奪加油站中與地方政府斗智斗勇，戰(zhàn)而勝之；二是引入國際戰(zhàn)略投資者，有了國際化氣象。

其次還有上海寶鋼集團公司總經理謝企華，中國聯(lián)通總經理楊賢足，諸公財大氣雄，都是國企巨頭。這一點在此前的評選中確實罕見。

那么，它能說明國企改革的成功嗎？

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大多數(shù)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yè)在3年里實現(xiàn)扭虧為盈，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完成。如果沒有這些國有企業(yè)交稅的話，中國的財政收入狀況不可能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偏偏有人較真，因為這些大家伙基本上還是壟斷產業(yè)或者是相對壟斷產業(yè)，它們能不贏利嗎？

何況還有父愛主義。比如說，寶鋼的謝企華就得到過關照。那是2001年的事，中國石油西氣東輸管線鋼全球招標，半路里殺出韓國浦項制鐵，報價每噸217美元，而寶鋼是395美元，后來寶鋼降低了競價，被照顧了4萬噸。

但是和5年前相比，日子畢竟好多了。5年前，如果誰想體驗壟斷帶來的怨氣，那就到電信部門去找滿足吧�，F(xiàn)在，雖然我們還有怨言，但是畢竟可以揚眉吐氣一把了。

5年來國企改革最動人的一幕，當屬壟斷產業(yè)的重組。在此之前，則不得不提政府機構改革，后者使前者的步伐相對從容。

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廟

當年，外電曾評價朱镕基闖進兩大雷區(qū)：一是國企改革，一是機構改革。

1998年的“兩會”期間，他在人大湖南代表團參加討論時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干這件事！”

他干的這事是一次性拆掉9座小廟，9個專業(yè)經濟部門一并撤銷或降格。

此舉意味著按照計劃經濟模式設計的政府機構框架逐漸消解。

但是其中難處可想而知，機構改革剝奪的不單純是部門利益、個人利益，還有集團利益。

當年，零點調查公司對1012名企業(yè)家的調查發(fā)現(xiàn)，仍有25%的大中型國有企業(yè)希望保留產業(yè)主管部門。此中情緒表明，部分企業(yè)家對市場壓力深感恐懼，盡管他們同樣抱怨婆婆管得寬，但婆婆也有溫暖體貼的一面。

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講話中道出一番苦衷：他正在操作國務院機構改革，找?guī)资�位部長逐個談話；沒有一位部長主動表示自己的部門該撤；長時間坐著談話使他過度疲勞，每次站起來都很困難。

各部委的官員們說，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還不那么有力，還離不開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

但是朱镕基還是把這只手砍了下來。國務院序列當時有公務員3.3萬人，按照精簡一半的指標需分流1.7萬人，其中有2000人即將到年齡而自動離退休，仍有1.5萬人需要安排。

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宣布了自己的勝利：“我們原定的目標是要3年內把中央政府減少一半，但是去年我們就把這個一半機構減少了……現(xiàn)在政府機關的人是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今年我們要進行地方政府機構的改革，當然這個任務就比較艱巨了，因為它不是33000人，而是500萬人。我們的目標也是要減少一半，當然我們把這個時間確確實實要放寬到3年�！�

2001年2月19日，國家經貿委舉辦了一個簡樸的新聞發(fā)布會，宣布國家機械工業(yè)局、國家石油和化學工業(yè)局等9個國家局正式撤銷。3年前，它們由部降為局，3年之后終歸于撤銷。

這個過渡如此平穩(wěn)，連國家經貿委原主任盛華仁都感到驚訝，“在調整中幾乎沒有人給國務院給中央寫信”。

經濟學家周其仁對此評論說，政企分開為市場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礎，防止政府的管理權力與市場利益攪在一起。但是企業(yè)能否真正自主地投入市場競爭，還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約。其中最為輿論關注的有兩大壟斷行業(yè)：鐵路和民航。盡管鐵道部和民航總局都提出了改革重組的方案，進展卻殊為遲緩。

但它們不會是最后一批謝幕者，歲暮年初，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傳聞再度響起，不過，這已經是下一屆政府的事了。

朱镕基:我不能接受"赤字總理"這個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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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36　

西方的一些觀察家開玩笑說，2000年度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應當授予朱镕基，因為他不單戰(zhàn)勝過烈火(指的是通貨膨脹)，還戰(zhàn)勝過寒冰(指的是通貨緊縮)。但是有些人不這么看，他們認為朱镕基是“赤字總理”。

我們看到，本屆政府展開的是一幕雄壯的戲劇，所描述的本質上是一個簡單的主題：致富的愿望與致富的能力，以及供給致富平等機會的制度創(chuàng)新。

大眾由“壯”而不“悲”變成“壯”而且“悲”，朱镕基“悲”而且“壯”，情懷依舊。對“悲”、“壯”二字的重新回歸，表明本屆政府對改革的目標與改革的難度有著充分的自覺，而大眾一方面認同改革目標，另一方面體會到改革的難度，開始呼喚公平。

本屆政府無疑是一屆對改革目標和改革難度有著充分自覺的政府，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或大破大立，或大破小立，或者還剛剛破題。這一幕雄壯戲劇的主角之一是朱镕基，而我們無一例外是參與者，我們共同選擇了這條不歸之路，漸行漸遠，尋找通往天堂之門的正確方向。

8%：主題與變奏

在朱镕基施政綱領里，排名第一的所謂“一個確�！�，就是確保8%的GDP增長率。當時沒有多少人預料到，在此后的日子里，8%這個數(shù)字是多么的折磨人。

看起來真是奇怪，事實上，在此之前的13年里，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為9.6%，為什么形勢突然轉折，為區(qū)區(qū)8%而操心？

因為除了地雷陣，還有兩塊烏云漂浮在朱镕基頭頂。

一塊飄蕩在國門之外：它會不會最終激蕩在中國上空，夾帶冰雹砸壞我們的門窗？這塊烏云就是東南亞金融危機。

外經貿部的官員很快為自己的草率樂觀而后悔。最初，他們向朱镕基承諾，即使達不到1997年20%的增長率，踮踮腳跟怎么著也能摸到10%。結果令朱镕基大失所望，是負增長，而且這一負就是3年：從1998年到2000年，持續(xù)低迷。

另一塊飄蕩在本土上空。企業(yè)家們忙著大打價格戰(zhàn)，大商場尋找一切理由打折，就連世都百貨———那可是當時北京城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時居然也打到1折。但是他們痛苦地發(fā)現(xiàn)，消費者還是不為所動———經濟學家們說，這就是通貨緊縮。

甚至連朱镕基也在記者招待會上說聲“可惜”，“VCD生產得太多，世界第一，賣不出去”，嚇得整個行業(yè)出了一身冷汗。

實際上早在1997年年初，一個名叫劉慧勇的人就上書朱镕基，建議應當注意通貨緊縮這個危險而陌生的敵人。但是這個惱人而陌生的面孔到底是不是通貨緊縮，當時決策層還存在爭論。

1998年2月，李嵐清副總理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的發(fā)言，表明決策層不僅承認了這個敵人的存在，還下決心戰(zhàn)而勝之。他說，在未來3年內，中國將投資7500億美元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那么，為什么一定要確保8%呢？

經濟學家們說，GDP增長率簡直就是中國經濟機器——眾所周知，它的運行效率還難如人意——的潤滑油，“一慢下來毛病就全出來了：對財政來說，GDP一掉，財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開鍋；對銀行來說，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壞賬往上沖，就可能出現(xiàn)支付困難：對企業(yè)來說，GDP一掉，三角債立刻膨脹；對就業(yè)來說，GDP一掉，就意味著數(shù)百萬工人下崗。”

答案是“非得倒一大桶進去不可”，這一桶就是8%。

收錢的人與花錢的人

誰是1998年最忙碌的部門？答案是稅務、海關、審計、軍隊以及交通部門。前三者忙著收錢，后者忙著花錢，軍隊則忙著抗洪。

1998年，全國各地的稅務局門前冷落，百萬稅收大軍散落街頭小巷，與各色人等一筆筆清算陳年舊賬。年底一算賬，居然增收了1560億元，樂得朱镕基跑到國家稅務總局拱手相謝。

在一次與政協(xié)委員的座談會上，朱镕基說：“這主要是上一年打擊進口走私，進口環(huán)節(jié)的稅收增加了700多億�！�

是年，中央政府以國債的形式向民間飛快地借了2000多億元，加上配套資金高達6000億元，然后又飛快地把這些錢花出去。這些錢花得如此之狠、之快，連廣州一家習慣于坐冷板凳的私營企業(yè)主都感同身受：他看著倉庫里積壓的測繪儀器像水一樣流出，看著人民幣像水一樣流進自家腰包，恍然若夢。

恍然若夢的還有各地政府，地方政府向中央要錢歷來當仁不讓。但這一次不同，他們發(fā)現(xiàn)，富貴逼人來，天上真是掉餡餅了。一個內地省會城市干脆組織了500多人駐扎北京，夜以繼日地畫圖紙，然后夜以繼日地把圖紙變成現(xiàn)金。

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卻是愁眉不展，當年10月，時任部長的黃鎮(zhèn)東召集各路人馬，號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戰(zhàn)，把全年1800億的投資花出去。

所有這一切都直奔那個8%而去，人們焦急地觀察投資的效果。年底到了，結果是7.8%。

1999年3月15日，在“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如是說道：“過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難，我們的成績來之不易呀！”

這一年朱镕基容顏不改，只是頭發(fā)似乎日漸稀少。美國《時代》周刊感嘆道，他就像一只飛向太陽的鳥，翅膀已被烤焦了。朱镕基的回答是，我的翅膀還在！

一邊反貪污，一邊制造貪污？

1998年10月20日晚，朱镕基在北海市迎賓館就餐。突然之間，朱镕基面沉如鐵，停箸不食。

當時正是《焦點訪談》開播的時間，那一次倒霉的是山西運城地區(qū)水利滲灌工程弄虛作假案。看罷該案，朱镕基沉默不言，夫人勞安勸他多吃一點，他將飯碗一推，低聲說道，不吃了。結果舉座為之不歡。

此前1個月，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高聲怒罵，指責被長江洪水沖垮的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奉為國罵之經典，一時廣為傳誦。

事實上，朱镕基之所以如此憤怒，固然出于對吏治腐敗之痛恨，另一方面則源于一種擔心。他擔心旁觀者的諷刺會變?yōu)楝F(xiàn)實：一邊反貪污，一邊制造貪污。

想想看，當年一個公路局長掌控著如此之巨的建設資金，連蒼蠅都會飛過來。

果然，云南昆祿公路通車18天就不堪使用，此類丑聞舉國震驚，云南遭受暫停國債撥款之處罰。

1998年的最后3天，朱镕基出現(xiàn)在三峽工地，反復強調質量問題。

但是這一系列舉動并不足以化解質疑者的顧慮，反對者說，積極的財政政策把民間投資通過國債集中起來，變成政府投資，其弊端有二：政府投資不如民間投資有效率，其次容易孳生腐敗。

對這個問題，朱镕基在2001年3月5日的政協(xié)委員座談會上算了一筆賬，作了局部回答：“去年比前年的財政收入——前年財政收入是13880億——增加了1960億元，差不多2000億，超收680億。主要增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國有企業(yè)的好轉。國有企業(yè)的增值稅比上一年增加650多億，國有企業(yè)的所得稅比上一年增加350億，合計是1000億。增收的一半以上是靠企業(yè)狀況的好轉。然后在進出口環(huán)節(jié)增收了差不多500億，另外在股票市場的發(fā)展上，印花稅增加200多億，利息所得稅也比前一年超收100多億。

“所以你不擴大內需，國有企業(yè)就是虧損，財政也沒收入，這個路子已經找到了�！�

“我不接受‘赤字總理’這個‘榮譽稱號’”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長8.2%，這是整整3年里最閃亮的數(shù)字，景氣低迷眼看著快要結束了。

當年的8月3日，本報曾以如下的方式做了一次報春鳥：“經濟復蘇似乎盼著盼著就真的來了。人們不再縮手縮腳，得了閑專挑大商場跑。地段價格稍好一點的房子，幾十萬元一套，剛剛看見個地基就緊著付錢。房地產商發(fā)現(xiàn)，已經爛掉的樓盤稍事運作就可能重現(xiàn)生機。他們確信正在迎來1993年以來最黃金的時期。汽油、鋼材、平板玻璃的買家們則相當不習慣地發(fā)現(xiàn)，廠商在3年之后，重新試圖跟他們討價還價�！备チ_斯特的詩中寫道：“一些人說世界將陷入烈火，一些人說世界將陷入寒冰�！蔽鞣降囊恍┯^察家開玩笑說，2000年度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項應當授予朱镕基，因為他不單戰(zhàn)勝過烈火(指的是通貨膨脹)，還戰(zhàn)勝過寒冰(指的是通貨緊縮)。

但是有些人不這么看，他們認為朱镕基是“赤字總理”。因為1996年編制“九五”計劃時立下了兩個財政目標，一是到2000年基本消除財政赤字，至少要控制在100億以內，結果現(xiàn)在是3000多個億；二是國債規(guī)�？刂圃�3000個億，不料現(xiàn)今到了18000億，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借債。

對此，朱镕基不以為然。

2001年春，他對一些政協(xié)委員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策主張，與他大多數(shù)發(fā)言一樣，色彩雄辯：

“有的同志把積極的財政政策貶值成赤字財政，我認為這是絕對的不正確。如果不是這個政策，九八年就已經垮了，同志們。1000多萬人的職工下崗，出口萎縮負增長，怎么能貶值為赤字財政呢？

“去年增收1960億，比預算超收680億。同志們，這錢不都回來了嘛？

你不就是發(fā)了1500億的國債嘛，來搞這個基礎設施嘛？

“我超收的680億用在什么地方？同志們，200億用于減少了赤字，就等于說又少發(fā)了200億國債，去年實際上只發(fā)了1300億。把300億撥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我們成立了一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就是來彌補全國的養(yǎng)老金的不足�！�

在2002年“兩會”期間，朱镕基進一步辯駁說：“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報紙，送給我一個榮譽稱號叫‘赤字總理’。我從來不接受榮譽稱號或者榮譽學位，因此，對這個問題我需要解釋幾句�！�…留給下屆政府的不只是債務，而是2.5萬多億的優(yōu)質資產，在未來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中將長期發(fā)揮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所以對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總理’這個榮譽稱號，奉送回去�！�

朱镕基的"入世與變法":WTO給中國一個全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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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40　

美國之行

1999年，中國加入WTO看起來已到最后關頭。但國內的輿論有點怪，堅決主張“不能拿原則做交易”，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這句話的所指，就像是早已化為塵土的李鴻章。

這個被影射為李鴻章的人，就是現(xiàn)任總理朱镕基。

同年4月6日，朱镕基出訪美國，他告訴美國人，“中國已經給美國很好的出價”，龍永圖的話同樣意味深長，“如果美國再不滿意，會后悔很多年”。

看上去一切順利，不料中間突然橫生枝節(jié)，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在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之前，公開了中國的底牌。

朱镕基被完全激怒了，中美談判破裂。

美國一名記者以尖刻的口吻挖苦克林頓：“他入主白宮以來，最應該后悔的事情有兩件，一個是勾搭了萊溫斯基，一個是拒絕了中國人的協(xié)議。前者證明了他的無恥，后者證明了他的無能�！�

克林頓趕緊找到朱镕基重修就好，建議再次啟動談判。事實上，美國對中國市場的需要同樣迫切，它之所以態(tài)度強硬，不過是想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非阻止中國入關。應了那句老話：中國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國。

這個姿態(tài)讓朱镕基重新樂觀起來：“有些觀察家說，我們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認為，差不多是白分之九十九了。”

不料峰回路轉，5月7日，美國人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舉國聲討“美帝國主義”。中美談判再度擱淺。次年，中美撞機事件使兩國關系雪上加霜，降至冰點。

入世與變法

1999年秋天，江澤民主席訪美，以求大同存小異的政治家智慧一舉扭轉局勢，中美談判重返正軌。11月15日，中美達成協(xié)議，入世大門從此洞開，此后不過是一些細枝末節(jié)。

2001年11月13日，輕舟過了萬重山，隨著多哈的一聲槌響，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WTO這個詞匯在耳朵根聒噪了十幾年，早就聽膩味了。

但是它一旦變?yōu)楝F(xiàn)實，就是胡蘿卜加大棒，一不留心就挨一棒子。

因為加入世貿組織，不是那種一次性的交易，而是與公開、透明、公平的基本市場原則的對接，最終導致社會權力的重新分配。而眾所周知，此前法律法規(guī)的表面沖突，反映的不過是利益集團的各自取向。

其次，所謂與國際接軌，意味著要看著別人的臉色行事了，因為WTO體現(xiàn)的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而非一己之意志。

早在1999年，中美雙邊談判達成協(xié)議后，中國對與WTO接軌的“變法”工程就已經啟動，涉及國務院25個部委，囊括2200多條全國性法律法規(guī)、數(shù)以萬計的地方性法規(guī)、難以計數(shù)的大小文件；涵蓋了外貿、金融、稅法、知識產權等諸多領域。

清理門戶的工作大概做了1年零3個月，才理出個頭緒，解決之道很中國，叫“誰出臺，誰負責”。

如果說上述動作不過是應對入世之需，那么今后3到5年內，將次第向重典推進。屆時人大部門那叫真忙。

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無論從1793年的馬爾嘎爾使團到訪算起，還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的屈辱算起，都以中國加入WTO告一段落，而擁有全新的開始。

朱镕基"破戒"題詞:總理三寫"不作假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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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23　

朱镕基曾經為自己“約法三章”：不題詞、不剪彩、不受禮。正因如此，他少有的幾次“破戒”更引人矚目。這其中最著名的兩次，一次是為中國新成立的三個國家會計學院題寫了校訓“不做假賬”，一次是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題詞“輿論監(jiān)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

朱镕基三寫“不做假賬”，是2002年11月19日他在香港舉行的第十六屆世界會計師大會上演講時自己透露的。

這其中也有些許差異，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后，題字是“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位于廈門的第三個國家會計學院還在建設中。

朱镕基在香港說，“我希望每一個中國國家會計學院畢業(yè)的學生，永遠都要牢記這四個大字！”

朱镕基考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時，曾經跟在場的人員半開玩笑地說要做一個調查：“我最關心的是這些學員做不做假賬，你可以對學員做一個不記名的調查，發(fā)一個卷子，讓他打勾：一個是嚴重做假賬的；一個是稍微做點假賬的；一個是不做假賬的。你做一個調查看看，得出一個百分比。調查要確實不記名�！笨梢娝麑τ谟嘘P會計人員造假的真實情況是有疑慮的。

在后來朱镕基發(fā)表的重要講話里，他把不少會計師事務所和會計人員造假賬、出具虛假財務報告稱作嚴重危害市場經濟秩序的一個“毒瘤”。指出許多貪污受賄、偷稅漏稅、挪用公款等經濟違法犯罪活動，以及大量腐敗現(xiàn)象，幾乎都與財會人員做假賬分不開�！笆袌鼋洕�的基礎是信用文化，一個沒有信用文化的國家怎么能夠建立市場經濟？”

他指出，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是企業(yè)科學管理和政府宏觀經濟決策的依據。虛假的會計信息必然會造成決策失誤，經濟秩序混亂。國有企業(yè)改革要獲得成功，必須加強經營管理特別是財務管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在強化法制、嚴格管理的同時，加強會計從業(yè)人員特別是注冊會計師隊伍的建設。

在那次講話中，他明確要求，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yè)、金融機構的財務主管，都必須到國家會計學院接受培訓，達到合格要求才能上崗。

朱镕基為《焦點訪談》欄目題詞是在1998年10月7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主任梁建增對于當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朱镕基來視察對于他們來說并不意外，因為在此之前，朱镕基曾經多次對《焦點訪談》做過的節(jié)目作過批示。那一天大家確實非常激動，就像敬一丹后來所說的：“他一進來，我們的眼睛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

朱镕基那次說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話，特別是他說，料到《焦點訪談》肯定會碰到各種各樣的阻力，來視察就是表明一種支持。他說：“《焦點訪談》自開播以來，我不敢說是最熱情的觀眾，至少也是很熱情的觀眾；既是一個積極的支持者，同時也是義務的宣傳者。我在各種場合都宣傳《焦點訪談》，盡管你們也沒給我推銷費……”

他說：“《焦點訪談》以其良好的宣傳效果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輿論監(jiān)督指出我們前進中的問題，反映群眾看到希望。因此各級領導和社會各方面都要支持輿論監(jiān)督。”在后來和記者、編導的座談會上，他還說：“我也接受你們的監(jiān)督。”贏得大家的一片掌聲。

朱镕基那天還對《焦點訪談》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具體的要求和期望，其中一些涉及到極為細微之處。比如他說，要避免咄咄逼人的采訪，不要自己下結論，不要做裁判員等等。

那天的題詞，是敬一丹代表全體編輯、記者向朱镕基提出請求的：“您能給我們留幾句話嗎？”當時沒有抱太大期望，沒想到朱镕基沒有猶豫就拿起筆來寫了贈言，剛剛寫完前兩句，站在總理正后方的白巖松就忍不住率先鼓起了掌，大家也都鼓起掌來，朱镕基笑著說：“我還沒寫完呢�！比缓笥謱懴潞竺鎯删湓�。寫完之后，朱镕基還笑問：“怎么沒有準備毛筆呢？我的毛筆字更好些�！�

在隨后的座談會上，朱镕基笑著說這四句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個晚上的，以至于血壓都升高了。

朱镕基執(zhí)政最后一年:更為務實 甚至還有些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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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41　

破與守的交織

2002年的朱镕基已不復當年的火爆脾氣，代之以溫情的一面。

首先是朱镕基以較濃厚的筆墨在2002年強調“平民意識”，其平民情懷發(fā)乎于心，令人動容。其次是從2001年夏日辭別清華開始，這位老人在不同場合面對記者時，自我評價的言辭明顯增多起來，這股柔勁更顯得蕩氣回腸，甚至還有些可愛。

隅守守，是朱镕基在最后一年執(zhí)政的主題詞。在2002年“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他的調子便已清晰可見：“我將恪盡職守，奮力拼搏，以不辜負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是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國務院全體同志的幫助下來進行工作的。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

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镕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朱镕基沒有食言，他朝著為百姓辦實事的方向努力，將“平民意識”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一口氣扔出了培養(yǎng)和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增加農民收入等8大民生問題。并且強調“必須增加城鄉(xiāng)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購買力。”對此，朱镕基特別提出了5條措施：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適當給機關事業(yè)單位員工加薪；擴大就業(yè)和再就業(yè)；改善消費環(huán)境。

如此這般將民生問題放入宏觀經濟政策的高度加以強調，在歷年來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實少見。

而農民問題一直是朱镕基的一塊心病。2002年3月29日，朱镕基深入山西太原、晉中、臨汾及呂梁山腹地的農村和天然林保護區(qū)考察，宣傳“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的思想。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2002年12月27日，朱镕基會見出席全國民委主任會議代表時顯得更為語重心長：要動真情，干實事，加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

朱镕基對困難群眾的關注幾乎貫穿了整個2002年。也正是這一年向人代會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朱镕基在中共執(zhí)政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弱勢群體”這一敏感之詞。

朱镕基“平民情懷”的另一方面，還特別體現(xiàn)在其一直著手解決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再就業(yè)工程問題上。

然而，現(xiàn)實中，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便出現(xiàn)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狀況改善之間結構斷裂的問題有增無減，使“現(xiàn)階段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高度相關”最終變成了一句空談。盡管2002年GDP保持了7.8%的高增長率，但城鄉(xiāng)居民低收入者和農民的收入問題并沒有得到明顯改觀。朱镕基的平民情懷終究被烙上了悲情色彩的印記。

朱镕基的另一個重要政績還表現(xiàn)在2002年12月31日開通了世界上第一條磁浮商業(yè)示范運營線———上海磁浮列車線。

外交突破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先后出席了東盟領導人會議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并與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xié)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該協(xié)議是開辟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里程碑。

此外，在東盟和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俗稱“10＋3”)，朱镕基重點圍繞“10＋3”會議“推進東亞合作”的主題，提出深化“10＋3”合作的政策主張，提議將經貿、信息產業(yè)、環(huán)保、人力資源開發(fā)、文化合作作為3方確定今后合作的重點領域。

智者胸懷

2002年朱镕基在公開場合多次傳遞這樣一個重要信息：社會公正性。

痛斥做假賬，是朱镕基強調社會公正性最突出的表現(xiàn)。

強調社會公正性多少有些為其嚴字當頭的執(zhí)政生涯謝幕的意味，但同時也體現(xiàn)了這位睿智老人的坦蕩胸懷。

另一方面，朱镕基自我評價的言辭不斷見諸報端。2002年“兩會”期間，朱镕基坦然表示“自己原來沒有估計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么大”；“我所不滿意的，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等等。這與之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陳辭相比，這個時期的朱镕基顯得更為務實和淡泊。

朱镕基昨天的85分鐘

上午9點零6分，朱镕基內閣的歷史進入倒計時。在高朋滿座的人民大會堂，身著黑色西服的朱镕基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走上主席臺，宣讀他執(zhí)政生涯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報告。

雷厲風行的朱镕基依然銳色不減，一開場便單刀直入，總結其執(zhí)政5年來的工作成績。在1個多小時里，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列數(shù)了5年來朱镕基內閣最為“出彩”的九大施政“心得”。其中，最為朱镕基內閣津津樂道的首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堅持經濟結構調整、將“三農”問題放在突出位置和推進國企改革。同時，他還分析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農民收入緩慢、失業(yè)率較高等十余個遺留問題，并向下屆政府提出擴大消費需求、抓好“三農”問題、加快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西部大開發(fā)等8項建議。人民代表10余次熱烈的掌聲，表達了對朱镕基及其整個副總理、總理生涯的肯定。

兩赴"泡沫經濟博物館" 朱镕基令北�；氐降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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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47　

上世紀90年代初，海南、北海、惠州成了全國經濟過熱的三個符號，作為中國沿�！白詈笠粔K處女地”，北海無疑是熱中之熱，被經濟學家稱為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10年過去了，這些當年“超常規(guī)、超想象、超規(guī)�！遍_發(fā)造成的影響仍未消除。

從1993年到1998年，5年時間里，作為國家重要領導人的朱镕基兩到北�？疾�，這對于一個地級市來說是絕無僅有的。有人甚至認為，1993年1月朱镕基到北海的考察直接堅定了他實行宏觀調控的決心……

朱镕基令北�；氐降厣�

“沒有誰比朱镕基對北海的影響更大了，是他的宏觀調控政策給了北海當頭一棒，北海熱才大潮退去�！毙氯A社北海記者站的主任記者梁思奇數(shù)了數(shù)來過北海的七八位國家領導人，作出這樣的判斷。他甚至認為，是1993年1月朱镕基來北�？疾欤�直接堅定了他要實行宏觀調控的決心。“因為他回去沒多久，金融系統(tǒng)就開始整頓了。5個月后，即當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下發(fā)，宏觀調控力度進一步加大。”

1993年1月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此時的北海已成了中國最“狂熱”的一塊土地。

廣西社科聯(lián)主席、時任北海市委副書記的周國豐用20個“暴”字來形容當時北海之“狂熱”：項目暴立、地產暴熱、高樓暴起、萬商暴涌、邊貿暴做、人才暴入、客房暴滿、銀灘暴游、車輛暴流、財政暴增、銀行暴存、居民暴利、農民暴收、商品暴銷、川味暴行、市容暴變、物價暴漲、剪彩暴舉、領導暴忙。

在這20個“暴”字背后，是全國各地數(shù)千企業(yè)數(shù)百億資金源源不斷地涌入北海。10萬人口的小城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從四面八方擁入了50多萬的炒家、淘金者。寫字樓價格從1000多元／平方米飛漲到4000元-5000元／平方米；公寓樓價從不到1000元／平方米猛漲到2000元-3000元／平方米；房地產公司一下子冒出1000多家。

一個占地不過0.333平方公里的屋仔村，就有上千家公司在這兒安營扎寨，房產公司招牌林立，讓人眼花繚亂。路邊的小餐館，通宵食客不絕，操著全國各地的口音在談論著項目、土地、大廈，在憧憬著一夜暴富。

而北海市政府也在夢想著在短短的幾年里，把北海建成一個人口100萬、城區(qū)面積100平方公里、工農業(yè)總產值100億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

他們“勇敢大膽”地推出“低門檻”政策，低價出售土地，還允許拿到土地批文的公司炒地。于是一塊尚在規(guī)劃中的紅線圖上的土地就在不同的房地產公司間炒來炒去。市政府幾萬元一畝批出去的地，幾經倒手，最高的竟被炒到了100多萬/畝。一年多的時間，北海市竟批出去了80平方公里的土地。

為了吸引投資，北海市政府還對投資者實行“四不政策”：一不問投資項目可不可行；二不問上級有無批文；三不問資金來源可不可靠(只要盡快到位)；四不問年度計劃是否達標(只要有實際項目)。一時間，北海經濟“高度繁榮”。

“朱镕基與北海的領導站的位置不一樣，他很冷靜、清醒。”北海市委副秘書長廖德全回憶說，“在1993年1月5日市政府的匯報會上，朱镕基就提醒北海，要注意經濟大環(huán)境的變化，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他雖然沒有說北海經濟是泡沫，也沒有提宏觀調控，但對北海的做法并不贊賞。”

廖德全還記得在會上朱镕基拿北海與上海進行了比較：“北海不同于我的上海，上海經濟實力雄厚，人才濟濟，產業(yè)發(fā)展已相當成熟，想上什么項目就上什么項目。即使是這樣，上海的浦東也遠不同于浦西。城市化發(fā)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逾越不得�！睂χ扉F基在“上海”前加“我的”兩字，廖德全印象深刻。

也參加了那次會議的北海現(xiàn)代產業(yè)城的部門經理邵鳴聲，對朱镕基那次的北海之行記憶猶新，他說：“朱镕基這個人個性鮮明，市長帥立國在匯報北海的大發(fā)展時沒講幾句就被他打斷了，臉色很不好看。”

雖然朱镕基進行的宏觀調控對置身房地產業(yè)的邵鳴聲影響很大，但他還是說：“我很喜歡朱镕基，因為他很可愛！”邵解釋他覺得朱镕基很可愛的原因是：一個朋友告訴他，朱镕基搞宏觀調控時，有人勸過朱，說這得罪人，不討好，但朱镕基說，再不搞宏觀調控，中國的經濟還了得，大不了不當這個副總理。

很多人后來注意到1993年朱镕基給北海指出的發(fā)展方向是：發(fā)展港口，城以港興；利用亞熱帶氣候，抓現(xiàn)代化農業(yè)；利用旅游資源豐富的優(yōu)勢，發(fā)展旅游業(yè)。他對當時炙手可熱的房地產業(yè)只字未提�！半m然朱镕基1993年到北海只有短短的20多個小時，但他走后中央和國務院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讓北海從高空應聲落地，摔得很慘，現(xiàn)在都沒有緩過氣來。”一直關注北海房地產的《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陳地盛說。

“朱镕基點過我的名”

遭宏觀調控“當頭一棒”的北海很快冷了下來。易文，湘軍進軍北海的領軍人物，當年，他可是意氣風發(fā)，被稱為北海開發(fā)的一匹“黑馬”。作為一個經歷了北海開發(fā)由熱得發(fā)燙到冷到谷底全過程的人，易文對此體會頗深。

“北海開發(fā)大潮退去之后，我們就像一個沒娘管的孩子，晾在了海灘上，下一步的命運是什么，不知道�！毕裨S多經歷了北海熱潮的人一樣，易文也帶著很強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我終于明白了一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1992年，帶著深居內陸的6000多萬湖南人走向大海、走向世界的夢想，帶著省政府的重托，易文來到北海，很快與北海市政府達成協(xié)議，湖南國信出資修建構建大北�？蚣茏铌P鍵的疏港大道。作為補償，北海市劃出2000畝土地給湖南國信。

疏港大道路寬120米，全長14.8公里，預計投資4億元，號稱“中國城市第一路”。湖南國信則開始規(guī)劃那2000畝土地，他們預計投資60個億建設北海湖南經濟開發(fā)區(qū)。其中一個激動人心的項目是建設一座68層高的湘信國際金融中心大廈，作為北海湘軍的標志。

還沒等疏港大道完全建成，開發(fā)大潮回落，資金斷流，“中國城市第一路”爛尾在北海城外。如今那里已是雜草叢生，幾無車行。

而北海市政府補償?shù)耐恋兀�只拿到�?00多畝。當年的豪情壯志，如海潮之泡，轉瞬成空。

10年過去了，這些當年“超常規(guī)、超想象、超規(guī)�！遍_發(fā)造成的泡沫還沒有散盡。走在今日的北海市，不多遠便可看到一幢幢爛尾樓散落道邊，城外，一條條爛尾路伸展于野地、荒草之中。北海，被許多經濟學家稱為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

經過10年的盤整消化，現(xiàn)在的北海還閑置土地28659畝，積壓空置房109.9萬平米，半截子工程121.55萬平方米，沉淀資金200億元以上。除積壓空置房外，閑置土地和半截子工程超過三亞，沉淀資金總量是三亞市的3倍。

在北海市政府住宿區(qū)的一幢小樓里，1993年向朱镕基匯報工作的市長帥立國早已離休在家。2月27日，記者找到了他。提起朱镕基，提起北海熱，他說：“你找對人了，北海那段歷史，我最有發(fā)言權，有許多話要說。朱镕基多次點過我的名。”

詢問了記者的采訪意圖和記者對朱镕基的看法后，帥立國說：“接受不接受采訪，說什么，怎么說，我得考慮考慮�！痹陂e談中，對朱镕基，他的評價是“一個廉潔、有個性的領導人”。記者等了兩天，最終，帥立國還是決定不接受采訪，不愿多說。

“現(xiàn)在的數(shù)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來”

1998年，北海還沒有從1992、1993年經濟過熱的陣痛中走出來，但中國的宏觀經濟已經軟著陸，走上了高增長、低膨脹的健康之路。

10月20日，為視察緝私工作，朱镕基再次來到北海。“晚上7點10分，我挎著相機等著拍照，朱镕基的車駛進了北海市迎賓館，在五號樓前徐徐停下。車門一打開，身穿灰色西裝的朱镕基總理走下來，和迎候的領導親切握手。我拼命按動快門，閃光燈跟不上快門速度，一下閃，一下不閃，我一邊避讓著，一邊搶拍，慢慢退到五號樓的臺階旁。邁步走上臺階的總理注意到全場惟一掛著‘記者牌’、拿著相機的我，還朝我點了點頭�！绷核计婊貞浾f，“我一直后悔，為什么沒有脫口問候一聲：‘總理好！’�！�

那次采訪完后，這位惟一在場的攝影記者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敬愛一個人》，獲得了當年廣西新聞獎(副刊類作品)。文章中，梁思奇寫道：“那張印象中冷峻的臉，除了在談到打私、談到重復建設和金融危機時仍舊顯得冷峻，更多時候流露的是寬厚、和藹的神情。他談吐幽默，一針見血。”

當晚，朱镕基沒讓任何人作陪，晚餐是他和夫人勞安在房間里吃的。負責接待的賓館老總說：“朱總理一邊吃，一邊看《焦點訪談》，當時曝光的是山西運城假滲灌工程�？粗�看著，只吃了小半碗飯的朱總理就放下了筷子，勞安勸他多吃一點，他說：‘不吃了！’房間里的空氣一下子變得沉悶起來�！�

晚餐后，朱镕基和北海市市長在下榻的北海迎賓館長時間散步，了解北海市的發(fā)展情況。他對自治區(qū)和北海市的領導說，不要再搞泡沫經濟了，北海走了很大的彎路，要不然的話，北海不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北海要好好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

參加采訪的梁思奇清楚地記得朱镕基對北海領導說：“我是專潑冷水的，我一路都在潑冷水�！�

在第二天的情況匯報會上，朱镕基還結合東南亞金融風暴，闡述了中央實施的宏觀調控、金融秩序整頓對避免金融危機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談到北海的經濟，朱镕基語重心長地指出，北海房地產方面遺留的問題要繼續(xù)努力解決，在處理遺留問題中，要努力探索新方法、新措施，革除積弊。

梁思奇說，朱镕基明察秋毫，幽默風趣，在會上，朱镕基詢問有關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一個統(tǒng)計數(shù)字，領導一時答不上來，朱镕基說：“算了，反正現(xiàn)在的數(shù)字，咬一口，流很多水出來�！比堑么蠹倚α似饋�。

講到當時因違規(guī)借貸導致資不抵債而被關閉的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朱镕基說：“有人對我說，廣東國投是塊金字招牌，不能拆，拆了可惜，但我看它并非金字招牌，而是鍍金的，沒有多少金了�！贝嗽捔钊珗鼋忸U。

在這次會上，令北海干部記憶深刻的一個細節(jié)是，在講話中，朱镕基脫口問道：“緝私碼頭沙灘上的兩個大油罐是誰擺在那里的？聽說是一個個體戶。是不是誰得了什么好處，允許人家把兩只難看的大油罐擺在沙灘上？”問得會場上的人啞口無言，會后，北海市領導便布置人拆除了那兩只難看的影響北海海灘風光的大油罐。

另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jié)是，在北海有關領導匯報說有一個走私頭子跑了后，朱镕基大聲對在座的公安部副部長、主管緝私的李紀周說：“李紀周，你給我把他的名字記下來，跑到天涯海角你都要給我抓回來！”一個多月后，包庇走私的李紀周被雙規(guī)，而那個走私頭子還躲在國外。

朱镕基考察安徽:對不起大家 讓你們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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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44　

朱镕基總理執(zhí)政時期推行的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其成敗將對中國未來產生深遠影響。朱镕基總理卸任在即，他所推行的這項政策進展如何？

安徽是農村推行稅費改革的試點省，2001年朱镕基總理專程考察過那里。

今年2月下旬，本報記者沿著總理當年走過的路線進行采訪，那里農民負擔有所減輕，但也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

“我向總理撒了謊”

55歲的鄉(xiāng)村教師葉長玉用手擺弄著衣角，面有羞澀。盡管事情已過去兩年了，但一說起朱總理前來視察的情形，她仍覺得無地自容——當年她當著許多父老鄉(xiāng)親的面，對尊敬的總理撒了謊。

20世紀末，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朱镕基決定在農村推行稅費改革。這是他“心中的三件大事”之一，是解決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最重要的措施。

總理說，當初全國有4個省自薦要進行試點，但到最后，有3個省打了退堂鼓。

留下的只有安徽省。

阜陽市下轄的太和縣及滁州下轄的定遠縣作為試驗點率先進行了改革。

按照安徽省上報的材料，太和縣很快取得了較明顯的效果，一些諸如鄉(xiāng)統(tǒng)籌、村提留等等收費項目被砍掉，農民的負擔大大減輕了。

“太和經驗”迅速在阜陽地區(qū)推廣開來。葉長玉所在的潁上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于3年前實行了稅費改革。

2001年7月18日午后，火辣辣的太陽下，一輛中巴車沿著簡易的機耕道開進了穎上縣五十里鋪鄉(xiāng)一個有著近2000人口的大村——粉坊村。

朱镕基這次是帶著教育部部長陳至立、財政部部長項懷誠等一行人在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的陪同下到潁上縣考察的�？偫硐雽嵉亓私廪r民的負擔是不是真的減輕了、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減輕了。

總理說，他現(xiàn)在最關心的是，農民減負后，減少了收入的鄉(xiāng)村政府機構能否正常運轉？鄉(xiāng)村教師的工資能否正常發(fā)放？因為鄉(xiāng)政府的開支70%到80%是用在教育上的，總理擔心，鄉(xiāng)政府的收入減少了，就會砍教師們的工資，教師們?yōu)榱艘�吃飯，就會提高學生們的學雜費：這實際上還是等于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朱镕基下了車，村民們看到他面帶笑容，很隨意地朝村民們打招呼�！半娨暲锟偪吹剿�板著臉，原來也有笑得這么隨和的時候呀�！贝迕駛兿�。

“我很高興朱總理到我家做客�！�67歲的村民顧其生說。那天，總理微笑著，像朋友一樣拉著他的手走進他家。

顧其生按照當?shù)仫L俗讓客人坐了上座，總理讓他坐在身旁，和他拉家常。

顧其生一一回答：家里共有5個人，7畝多地；稅費改革后，每畝地只交稅68元，比以前少交了50多元，這樣，他家一年就比以前要少交350多元，這差不多等于賺了一畝地回來——那時一畝地的收入，也不過三四百元。

總理問，“那這么看，你家的負擔確實是減輕了？”顧其生點頭。粉坊村黨支部書記付輝說，總理問話很實在，他知道村民們不太懂大道理，提的問題都很具體，“在拉家常中就把一些要害的問題都了解到了，讓大家回答起來又容易又很自然”。

從顧家出來，總理來到村子里一片樹陰下，和大家圍坐一圈。他問教師葉長玉：你一個學期收每個學生多少學費？

葉長玉答：60元。

旁邊的村民們你看我我看你，氣氛怪異。

總理和教育部長陳至立似乎看出什么。陳部長拉過面前的一個姓胡的二年級小學生，問他交多少學費。那孩子先看看葉，不敢說。陳部長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不要怕。那孩子好一會才回答說是120元。

葉長玉耷拉下頭來，臉一下子紅到脖子根。

總理搖了搖頭，接著問她：那你的工資有沒有被拖欠？

這時葉長玉急忙從懷里掏出一沓錢來，說：不欠不欠，總理您看，我昨天還領了兩個月的工資呢！

總理眉頭一皺。旁邊一些人忍不住笑出聲來：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葉長玉后來對記者說，工資本來是有欠的，因為總理要來，縣里在前一天才想辦法發(fā)了兩個月工資；當著這么多領導的面，她不敢說實話。事后雖然誰也沒有因此責怪過她，但她不能原諒自己。

“這些就不說了，你就直接點”

當天下午5點多，五十里鋪鄉(xiāng)政府一間會議室里，4個鄉(xiāng)的鄉(xiāng)黨委書記、村干部正襟危坐，接受總理的詢問。

總理鼓勵大家暢所欲言：“講什么都不會犯錯誤，也不會罰款�！�

五十里鋪鄉(xiāng)黨委書記孫軍掏出事先準備好的材料，向總理介紹這個鄉(xiāng)的概貌、稅費改革存在的問題以及建議等等。當時在現(xiàn)場的一位新聞工作者后來對記者說，總理足足用20多分鐘時間才聽完該書記“從三百年前說起”似的“四段論”匯報。

總理問：費改稅之前，你鄉(xiāng)上的年均收入是401萬元，費改稅后是289萬元(按：該鄉(xiāng)一些干部后來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實際上費改稅后是210萬元，鄉(xiāng)領導當時有顧慮，報的數(shù)字有水分)。你說你硬缺口有65萬元，你這個賬怎么算的？又怎么解決的？教師的工資發(fā)沒發(fā)？

孫軍算不清這筆賬，答：現(xiàn)在從上面借錢發(fā)工資，再困難我們也要保教師的。

總理說，借錢，增加你的債務；你還不了了，就開口叫我減免？

孫答：我們要深化改革。總理搖搖頭，說：這個道理別講了，沒錢不能吃飯哪！

孫軍額頭上見汗，答：當務之急是精兵簡政、調整結構、加快發(fā)展，想辦法增加財政收入，培養(yǎng)財源……

總理搖頭一笑，詼諧地說：口號正確，做起來難。一句話說得滿屋子都笑了。

當?shù)匾幻�記者說，阜陽的官員們一般有兩本賬：一本實際賬，一本給領導看的賬�？吹贸鰜�，總理似乎洞悉這一點，他對孫軍的回答不滿意，說：“這個錢(指硬缺口)或者是欠的，或者照你說是借的……但我最擔心的還是義務教育保了沒有？教師的工資、學校的運作保了沒有？”

總理轉過頭來問圣堂鄉(xiāng)黨委書記。該書記掏出材料，一字一句地念：“尊敬的領導……黨中央、國務院……”總理打斷他：“這些就不說了，你就直接點，你的情況是不是和剛才這個鄉(xiāng)一樣？”

鄉(xiāng)黨委書記見來不得半點虛的，便說了實話：稅費改革后，2000年鄉(xiāng)上的財政赤字高達142萬元，拖欠教師一個季度的工資。按照上面的要求，現(xiàn)在這個鄉(xiāng)的小學生人均一學期交學費120元，中學生交160元，比正常的收費高了很多�，F(xiàn)在鄉(xiāng)上還要給歷年欠下的沉重債務付利息……

再問另兩個鄉(xiāng)，情況也差不多�？偫碓诼犃税不帐〕�務副省長張平介紹阜陽鄉(xiāng)鎮(zhèn)財政缺口的原因以及鄉(xiāng)鎮(zhèn)機構改革的情況后，問眾人：現(xiàn)在的情況是，你們的人員太多了，負擔不起，能不能減下來？答：能減。

孫軍苦著臉向總理介紹五十里鋪的情況：該鄉(xiāng)一共有干部教師400多人，稅費改革后，干部編制一下子從130多人減去了93人，但按照政策，這些減去的人員在3年內還要在鄉(xiāng)上拿工資，對鄉(xiāng)上來說，編制減了，負擔并沒有減輕。

張洋村村支書朱志恒反映，現(xiàn)在農業(yè)稅的80%要交上去，干部的工資全部要在剩下的20%內解決，可是這20%全部用來救濟五保戶、特困戶、釘子戶都不夠，干部的工資能不泡湯？

總理點點頭，說：五保戶的問題很復雜，最好大體有個標準。五保戶還是交給村里，由鄉(xiāng)里給村里一定的補助。你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再考慮吧，要及時調整。

與鄉(xiāng)村干部的會談持續(xù)了很長時間。一位鄉(xiāng)黨委書記說，總理來之前，該怎么向總理說，上面沒有明確，大家心里沒有數(shù)，不免搞了些假材料。但是總理以他務實的作風和平易近人的形象影響了大家，使大家漸漸地放開了，“我們感到總理是來傾聽我們煩惱、解決我們問題的，不是追究我們責任的，他能體諒我們的苦衷�！�

當晚，潁上縣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各鄉(xiāng)鎮(zhèn)干部，一定要和總理講真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摻假。

“農村基層教育的條件真是苦哇！”

摸著凹凸不平的課桌面，再看看高低大小不一的凳子，朱镕基長嘆一聲：

“農村基層教育的條件真是苦哇！”

這聲嘆息至今仍清晰地響在十八里鋪宋洋小學前校長王偉的耳邊。

2001年7月19日，總理來到該�？疾��？偫硐仍诟鱾�教室看了看，又到圖書室里呆了20多分鐘，里面的圖書少得可憐，也沒有桌子板凳，不多的空間里堆滿雜物。

“你別看總理好像只是隨便地往圖書室里一站，其實包含的內容可多著呢�！蓖鮽フf，從圖書室書籍的多寡、種類、價格、設施等等上面，至少可以在一個側面上推斷出這個學校的經濟狀況、學生家里經濟負擔狀況等等。

總理和大家座談。

江口鎮(zhèn)黨委書記李敬業(yè)首先發(fā)言：“敬愛的、尊敬的……”總理一聽，趕緊笑著說：“前面的可以去掉，敬愛的、尊敬的在那兒呢。”總理用手指指黑板上方的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等人畫像。人們“哄”地笑出聲，氣氛活躍起來�！霸蹅冮_門見山，談的就是教育�！笨偫碚f。

李敬業(yè)便向總理交底：我們鎮(zhèn)每年資金缺口200多萬元，沒法投入教育。

總理望向王偉：校長，請你說說他們怎么欠你工資的？

王偉：“1998年和1999年各欠兩個月工資，去年欠了4個月工資”。

“過去8個月的現(xiàn)在補發(fā)了嗎？”

“沒有�！�

“津貼發(fā)了嗎？”

“津貼是沒有的�！笨偫淼哪樕�凝重起來。接下來他和夏橋小學校長張勇算了一筆學校收費的細賬。以小學五年級為例，每學期每個學生學雜費、書本費等幾項合理收費合計不足120元，學校卻向每個學生收了160元。

總理問：你160元是怎么算出來的？答：鎮(zhèn)里還要提留�？偫肀牬罅搜劬Γ烘�(zhèn)里還要提留哇？李敬業(yè)向總理解釋，鎮(zhèn)里將學校收來的錢全部收上去，然后再按一定比例返還部分辦公費，這是近兩年實行的“零戶統(tǒng)管”。總理說：“收了以后再還？那不是俗話說的脫了褲子放屁？”

總理對安徽省委書記王太華說，因為看到了鄉(xiāng)鎮(zhèn)財政的困難，所以中央財政加大了轉移支付(一種由國家財政對鄉(xiāng)村進行補貼的辦法)的力度，現(xiàn)在看起來似乎仍然有很大的缺口。“不行，我們得另想辦法�！彼�說，只是千萬別在農民身上打主意了。

有一件事讓王偉和宋洋小學的老師們至今提起來仍感動不已。會談結束后，總理想要一套學校的教材，以便回去研究�！盀檫@一套教材，總理竟站在大太陽下足足等了10分鐘�！辈痪弥�后王偉才明白了總理此舉的深意：在國務院的推動下，全國實行對中小學教材“減肥”，把紙張、價格大幅度下調，“這實質上等于再次給農民減了負。”王偉說，阜陽地區(qū)的農民們當然也在受益之列。

臨走上車，總理從車窗里探出頭來，聲音低沉但同時又很堅定地說：“謝謝大家對我們說了真話，使我們了解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實際情況。”54歲的曹老師說，總理還說了一句令她“終生不忘”的話：“很對不起大家，讓你們受委屈了。我們回去一定想辦法�！贝蠹覄恿饲�，用力地鼓掌，含著淚水目送總理。

學校遇上新問題

2003年2月下旬，記者來到潁上縣，沿著當年總理走過的路線進行采訪。

3月1日，星期六，宋洋小學。當年總理和大家會談的辦公室，墻壁上還掛著偉人的畫像，王偉的后任李明彥坐在第一排中間的課桌前，這是他的辦公桌，桌上堆放著近尺高的作業(yè)本。他說，沒辦法，學生的作業(yè)太多，而老師太少，他這個校長也只好在星期六加班改作業(yè)。

總理離開后，2001年7月22日，新華社播發(fā)消息說，總理指出，在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qū)，各級政府必須確保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fā)放。由縣級財政部門通過銀行直接發(fā)放在編教師的工資，對財力不足、發(fā)放教師工資確有困難的縣，要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增加轉移支付的辦法加以解決。

總理同時發(fā)布禁令，不準通過提高向學生收取雜費標準等來增加教師收入。

李明彥說，現(xiàn)在看起來，總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農民減輕了負擔，教師的工資也得到了足額的發(fā)放。但是，對學校來說，新的問題又來了。李明彥說：“說實話，一年多來學校的一切幾乎看不到什么變化。因為我們沒錢�！�

現(xiàn)在，農民們減輕了負擔，學校的學生一下子增加到600名，比總理來時增加了五分之一。但學校的教室、桌子板凳就不夠用了。

鄉(xiāng)鎮(zhèn)政府自身財力都很緊張，學校只能靠從收取的學費里擠出一點錢來作為發(fā)展資金。

李明彥算了一筆賬：總理考察后，有關方面對中西部核定的小學收費，一學期是80元，除去書本費、雜費等必要的開支后，學校只能得到30多元的支配費用，也就是說，學校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3萬多元，除了筆墨、紙張和水電等基本的開支外，剩不下幾個錢，舉凡校舍的修建、改造、設備的增添都沒有錢。

讓李明彥最發(fā)愁的是，學校的師資嚴重短缺。按照規(guī)定，像宋洋小學這樣規(guī)模的學校，教師應該有20名左右，可是現(xiàn)在該校卻只有13名教師，其中有數(shù)名即將到達退休年齡。

由于經費短缺，一些院校的畢業(yè)生根本不愿到學校來。學校以前有4名聘請的老師，在每個月只能拿100多元工資的情況下，最后不得不與學校揮淚告別。

如今，包括李明彥本人在內，13個老師身兼數(shù)職，既教語文又教數(shù)學、英語，還得客串教音、體、美、自然、社會、思想品德等等，每個老師每天至少上五六節(jié)課以上。

因為配套政策跟不上，增加收入來源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因此李明彥認為改革還存在許多缺陷和不足。不過李明彥認為任何改革都有一個過程，現(xiàn)在談得失固然可以，談成功與否還言之過早。

清華同學談朱镕基詩作:情發(fā)于中而形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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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3:28　

“湘西一夢六十年，故地依稀別有天。吉首學中多俊彥，張家界頂有神仙。熙熙新市人興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湯湯何日現(xiàn)，蔥蘢不見夢難圓�！�

朱镕基這首題為《重訪湘西有感并懷洞庭湖區(qū)》的詩作在2001年6月下旬的《中華詩詞》雜志刊出。朱镕基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了避免戰(zhàn)亂，一度轉至湘西山區(qū)洞口國立八中讀書，并在此認識了勞安，兩人攜手風雨數(shù)十年至今。

朱镕基是清華大學電機系1951屆畢業(yè)生，我是他同班同學，2001年4月29日，清華大學舉行慶祝建校90周年大會，全校慶祝大會剛一結束，镕基同志立即趕到我們聚會的地點，隨后他逐一和班友們握手，當一見到我時，立刻就說：“歐陽鶴！你不是老讓我做詩嗎？我最近做了一首詩，今天帶來了�！�

我熱愛中華傳統(tǒng)詩詞，現(xiàn)又在中華詩詞學會工作，曾幾次寫信請他寫詩，供《中華詩詞》等刊物發(fā)表。但考慮他日理萬機，難以撥冗，未必能如愿以償，所以當天的事完全出乎意料。與大家握手以后，開始座談。在和大家暢談了在校時的學習和生活后，镕基說：“我最近到湘西去了一趟，60年后故地重游，感慨很多，寫了一首詩《重訪湘西有感》�！苯又�逐句加以朗讀和解釋，詳細說明了寫此詩的思想過程。

抗戰(zhàn)時期，朱镕基和夫人勞安都曾在湘西上過學。時間過去了近60年，這次他們重到湘西，今昔的巨大變化使他們感到振奮。過去湘西是土匪出沒、十分貧窮落后的地方，如今人流熙攘、高樓林立、市場繁榮。尤其是吉首大學給他以很深的印象。該校為民族大學，全國招生，現(xiàn)有學生過萬人，校區(qū)山清水秀、建筑宏偉。

镕基說：“我剛進清華上學時，覺得禮堂、圖書館這么大，一下子被鎮(zhèn)住了，可是與吉首大學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睆埣医顼L景秀美獨特，奇峰筍立，也給他留下美好印象。

但有些現(xiàn)象也使他觸目驚心。洞庭湖淤積過半，湘西多山，過去蔥蘢滿目，現(xiàn)在樹都砍光了，變成濯濯童山。照這樣砍下去，不出7年，全國的樹將被砍光。這是一個有關生態(tài)環(huán)境、影響到子孫后代的大問題，使他感到憂心忡忡。他要求地方各級領導下定決心，抓好環(huán)保，盡快恢復生態(tài)，欠債一定要還清。他說：“現(xiàn)在庫存糧食吃不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還可以使水稻畝產達到1500公斤，為什么不能拿出來搞環(huán)保呢？給你們政策，什么時候辦成，就要看你們的努力了�！彼�還意味深長地說：“環(huán)保問題不但我們要抓，下一代還要繼續(xù)抓，要世世代代抓下去�！遍F基同志雖已年逾古稀，但仍心系環(huán)保，殫精竭慮，力挽時艱，恪盡職守。他的愿望是一定要使祖國處處童山重綠，大地常春。不達到這一目的，他總感到夙夢難圓。

情發(fā)于中而形于言，镕基同志的詩作《重訪湘西有感》就是在上述情況下寫成的。

吳小莉眼中的朱镕基:他是個外剛內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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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20　

5年前，朱镕基甫任國務院總理的那次“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朱镕基親自告訴主持人，“你們照顧一下鳳凰衛(wèi)視臺的吳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歡她的節(jié)目�！眳切±蛞虼嗣�聞遐邇，成為海內外傳媒的焦點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將滿的時候，吳小莉放下剛剛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女兒，又來到北京，參加“兩會”報道，按照她的說法，這叫“有始有終”。

在被“幸運點名”之后，吳小莉又獲得兩次長時間跟隨朱镕基出訪的機會，一次是1998年出訪歐洲，一次是1999年出訪美國、加拿大。

訪歐的那一次，朱镕基剛下飛機，舉手向人們打招呼，接著看到吳小莉在人群中提問，伸手指著她笑著說：“吳小莉，你現(xiàn)在在香港有名了�！眳钦f：“謝謝總理�！崩^續(xù)提問，他卻笑著離開了。

吳小莉后來在手記里寫道：“這是自記者會后，我們第一次再度‘見面’(電視上見到的除外)，朱總理又以他率直的個性，當眾表達了他在‘點名事件’后，對香港媒體反應的看法。雖然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卻讓我放下心來。不只因為他的俏皮，更因為他的坦然，讓我知道，‘點名事件’后，在媒體上掀起的軒然大波對他并沒有影響，他率性依然�！�

從一個媒體人的角度，吳小莉覺得朱镕基實際上很樂于和媒體交往。“他知道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會注意到我們的存在，給我們以幫助。他會把我們當作平等的人來對話�！�

吳小莉在訪歐手記里也寫道，看到記者們早早晚晚跟著他，他會很不忍心地說“辛苦了”。他也開始習慣大家不停地追問，有機會時，總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問題絕不敷衍，總是仔細聆聽，然后就你的問題，作適度回答，所以常�？吹剿�有時側著頭，或是支起耳朵仔細聽問題。即使是在法國，發(fā)生撒傳單的抗議事件，媒體同業(yè)追問‘有什么感想？’時，他老實地說：‘聽不清楚問題�！�等到聽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鏢護送到門外，他也回過頭來，大聲回答：‘我沒看見�！�一次為了趕下一場會見，沒法回答完問題，他還顯得十分抱歉�！�和亞洲領袖會談后對金融危機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場一致！’‘什么樣的立場？’‘幫助，盡一切可能地幫助！’‘什么具體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兩手一攤，滿臉歉意地說：‘現(xiàn)在來不及說了！’接著被隨從人員簇擁著離開�！�

不過別遺憾，他總是會在別的公開場合發(fā)言時補償你。媒體對他所有提問，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講或即席發(fā)言里。一次是在對英國商界的晚餐演說，我們相信，即使他事前準備了講稿，在現(xiàn)場也被他臨機應變地改得差不多沒了。他在演說過程中，補充了下午他沒法回答完的具體援助方案。一次是亞歐會議結束當晚，他會見英國僑界，原本預計10多分鐘的發(fā)言，他即席演說了23分鐘，除了對僑界應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間接回答了許多媒體的疑問。

他的現(xiàn)場反應非�？�，如果你給他一語雙關的好題目，他絕對可以給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體問：“你剛才橫跨東西半球的子午線，你覺得東西方現(xiàn)在關系如何？”“關系很好呀！我剛才就橫跨了東西方，而且我一個人就可以把它們連在一起！”這就是朱镕基，一個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長時間的訪問也讓吳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個側面。“原來覺得他在電視上的形象非常嚴肅，實際上我們看到過很多次燦爛的笑容。比如我們在1999年訪問美國那一次，后來到加拿大去參觀一個非常有名的花園，他和夫人同行，當時的畫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問他，有沒有給夫人送花？朱镕基說：‘你問夫人�！�夫人就說：‘有有……’他們兩個都笑得很開心�！�

還有一件事給吳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訪問美國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國紐約演講的時候，說上海是中國的紐約，在訪問加拿大的記者會上吳小莉就發(fā)問：“你說上海是中國的紐約，那香港是中國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說香港是中國的多倫多———多倫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來香港媒體就大肆報道說：多倫多的金融地位比紐約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倫多呢？

第二天到了溫哥華，在冷餐會上他就說：“我要做一個特別澄清�！彼�要讓香港的民眾知道，說這句話的背景是因為他自己在加拿大。吳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對輿論的重視程度。

吳小莉認為，朱镕基是一個“外剛內柔”的人，外表看來很硬，但內心很柔軟，比如他看到民間疾苦會很傷心，很容易動情。他也非常細心，比如，《獅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較困苦時候的一出戲劇，其主旨是激勵大家奮發(fā)生活，因為香港的經濟不算很景氣，財政赤字嚴重。這部戲里面的主題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來重新傳唱，去年朱镕基參加香港舉行的世界會計師大會的時候，居然在最后一天發(fā)表演講時把歌詞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來了，他肯定是專門找來歌詞背熟的，意在鼓勵香港人振作起來。從這一小小細節(jié)，可見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這讓吳小莉深為感慨。

農民眼中的朱镕基:說內心話 我們挺舍不得他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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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21　

“我知道北京要開‘兩會’，因為電視上天天在說�！焙幽鲜」淌伎h的農民任家志說。

河南是全國第一人口大省，固始則是這個農業(yè)大省中的人口大縣。任家志住在離縣城幾十公里外的一個鎮(zhèn)上，以前忙時在家務農，閑里開拖拉機給人拉磚。去年他賣掉拖拉機，買了輛松花江車，專職從鎮(zhèn)上往縣城跑出租。

但是“兩會”是什么，他說不上來。北京馬上要召開的“兩會”，離他似乎很遙遠。因為平時很忙，實際上他連看電視的時間都不多。他也知道，現(xiàn)任國家總理是朱镕基。

但是，和大部分當?shù)剞r民一樣，對于“兩會”以后朱镕基即將卸任總理一事，他并不清楚。

李照軍說，像“兩會”和總理卸任這樣的事，都是國家大事。“你要問我什么時候收麥、割稻，我知道。如果要問國家大事，我可就不曉得了。”

李照軍住在任家志的鄰村。在當?shù)厝搜壑�，他已經算是很有頭腦的了。

其實，他已經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當?shù)剞r民。一年中，他絕大多數(shù)時間是在安徽省馬鞍山市度過。在那里，他有一個廢品收購站，每年能掙幾萬塊錢。這當然已經很不錯了，大家都稱他“李老板”。

一年只有春節(jié)前后，他才回到固始。像大多數(shù)掙到了錢的當?shù)剞r民一樣，他在老家蓋了樓房，電視、VCD也早有了，甚至還買了輛摩托車。但他說自己太忙了，顧不上關心國家大事。

在問到如何看待朱镕基總理時，開出租的任家志和收廢品的李照軍想了半天，都報以憨厚的笑容算是回答。在當?shù)兀�像他們這樣的青年農民，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都是老人和小孩。

一位村民說：他們比較關心村里或鄉(xiāng)里領導的換屆，最多只關心到縣一級。因為換個好領導，也許就會少收點稅費啥的，至少不那么折騰村民。再高一些的領導，好像離他們生活就很遠了。

“說句內心話，我們還是挺舍不得他離任的。”龐開端說。

他是軍人出身，現(xiàn)在是固始縣泉河鄉(xiāng)的一位村支書。這位年輕的村支書曾被鄉(xiāng)里送出去學習了兩年，有一定的理論水平。他認為朱镕基是一位威望很高、性格鮮明的鐵腕人物，說話做事雷厲風行。

這位村支書表示，從政策執(zhí)行的角度，是很希望有這樣鐵腕人物存在，并且巴不得從鄉(xiāng)里、縣里、省里都有這樣的領導。只有這樣，中央有關農村的政策才能不打折扣地真正貫徹到位，農村才會盡快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

不過，大家都承認，最近幾年來，家鄉(xiāng)還是變化明顯。固始縣位于鄂、豫、皖交界處，曾長期頂著國家貧困縣的帽子。但最近短短數(shù)年內，相當多的農家都建了樓房，買了彩電和VCD，并通了電話。

龐開端說，下一步就要給村里通上有線電視。更主要的是，在最近幾年內，農民負擔確實大幅減輕。

已經當了好幾年村支書的龐開端說，以前集資建校、集資辦電、修路等都需要農民出錢，一個農民每年要負擔好幾百元錢�，F(xiàn)在像修路、農村電網改造，包括下一步的有線電視入戶，都有國家專項資金投入。同時，中央還取消了很多農業(yè)方面的稅費。

李照軍也承認，最近幾年農民負擔明顯減輕了。至少在他們村，外出打工者只要交80元錢給村里就行了。其他各項稅費就不用交了，田地則交由村里安排。

“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彼�說。

龐開端在當?shù)卮迕裰泻苡锌诒�，他總希望能為當�(shù)亟洕�發(fā)展找到點辦法。令他比較苦惱的是，村里現(xiàn)在沒有什么企業(yè)，雖然全村最近數(shù)年變化很大，但農民收入提高主要歸功于外出打工，而不是當?shù)亟洕�有了大的發(fā)展。

任家志則抱怨說，由于大多數(shù)人都外出打工，老家冷冷清清，生意很難做。而且跑出租的各種稅費很多，人搞得很辛苦，仍然掙錢不多。他希望國家能在鼓勵農民在當?shù)鼐蜆I(yè)上想點辦法。

如果在2103年評說朱總理:為改革不惜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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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8日 14:49　

史書是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寫的。過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學家說清楚么？到那時，我們還會面臨不能“預測”過去的窘境么？這本身又是難以預測的事情。但不論未來100年中國是什么樣子，不論史學家是些什么人，今天的國家總理朱镕基，或者說今年卸任的國家總理朱镕基，將會在那時寫就的歷史中占據一個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國的民主制度已經成熟，政治家已經高度職業(yè)化，他們的利益訴求已經相當?shù)刂辛⒑统�脫，使那時的史學家會不受政治直接干預而能比較確切地臧否近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人物。

朱镕基總理率真的個性和袒露胸懷的一貫語言風格不大符合官場的習俗，卻為中國人民所稱道。人們不會忘記他直抒胸臆、鏗鏘有力的個人為政之道：

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萬丈深淵，即使不幸會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作為共和國總理，他走得怎么樣？我相信未來的史學家會給他積極的評價。未來100年，中國要完成四個重要轉變，也許從國家總理在實現(xiàn)這些轉變中的作為來評價其功業(yè)更有意義。

第一，中國社會由垂直控制結構向扁平社會結構轉變。扁平社會的大體特點是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憲法和各項法律的保護，國家已經建成成熟的約束政府權力的憲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這些觀念將成為人民和政府官員的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將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權力將大大擴張，相應地會有一個更適合權力配置的行政區(qū)劃制度產生；民間公共合作組織將大大發(fā)育，并在公共事務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顯然，關于這個轉變，我們還遠沒有在思想觀念上做好準備，遑論實際部署安排。也許，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代表”以及建設政治文明的新口號，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項轉變提供了一個鋪墊。

第二，中國社會由一個半現(xiàn)代半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變。在這個轉變中，農村人口和農業(yè)經濟的比重將大大降低，中國社會將消除城鄉(xiāng)差別，實現(xiàn)全社會的城市化，實現(xiàn)各種制度與國際社會的全面接軌。這屆政府在這個方面的成績可圈可點，其中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是中國加入WTO組織。如果沒有這項重大政治行動，國務院在各項市場化改革中仍將舉步維艱。中國人向來有國際大于國內和沐澤四方的觀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種強制性的共識，也有了一種政治壓力，相關的改革就容易進行了。這些年的銀行體制改革(包括“三角債”的處理)、國有企業(yè)改革、政府機構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都有相當大的難度；有的改革舉措在是否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方面，在社會上還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憤的城鄉(xiāng)分割制度，還沒有被動搖。如果不是加入WTO的政治決策，改革簡直令人絕望。朱镕基總理在這項重大行動中一馬當先，甘冒被誤解和指責的風險，為這項行動立了大功。

第三，中國社會的利益分配機制也將由垂直控制轉向市場與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將成功地建立現(xiàn)代社會保障制度，使全社會形成一種公平與效率相對統(tǒng)一的格局。人口規(guī)模增長的成功控制和國家物質基礎的大大增強，將為這個轉變創(chuàng)造條件。這些年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大大豐裕了，但不可否認，社會收入的差距也明顯拉大了，特別是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識界對社會分配不公的批評我們已耳熟能詳，這些批評大多是有道理的。這幾年城市社會保障的推進速度比較快，農村的改革涉及到許多復雜的問題，進展相當艱難�？偫碜顡鷳n的農民問題要留給下一屆政府繼續(xù)努力解決了。

官場腐敗使總理憎惡，人民憤怒，但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一個過程。

第四，在自然資源的利用方面，中國要實現(xiàn)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利用轉向保護式利用，中國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將代之以生態(tài)平衡，并實現(xiàn)社會發(fā)展與生態(tài)保護的相互協(xié)調。這幾十年中國的發(fā)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態(tài)代價。

朱總理在生態(tài)保護方面所下的力氣給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這項工作時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動，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實在叫人寒心。

生態(tài)建設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壓力稍稍減弱，更大的生態(tài)破壞就會發(fā)生。下一屆政府在這方面任重道遠。

一個政府和一個國家領袖在歷史上的作用一定會受到既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一個具體的國家總理還會受到國家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的制約。在這些制約之下，國家領袖的個人稟賦和遠見卓識也會有一定的運作和施展空間，我們只能在這個空間里才能對領袖個人進行評價。我相信，以后的史學家會依據我們今天還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來作出對領袖的更合理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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